大众汽车销售政治

1、什么叫大众政治

大众政治 的 反面 是 精英政治 或 毒裁 （谐音）政治

所谓大众政治， 就是政策专和法规的制定代表民属意，是由民众的意见来决定的，不是由少数人来决定的。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和法规未必“科学”或“合理”，但代表着大多数民众的意见。

与大众政治相反， 精英政治是指 政策和法规的制定 是由（少数）社会精英来制定的。

从理论上讲，精英政治 会比 大众政治更有效率 （没有很多人的参与），更科学（决策者有很好的专业知识）。从世界各国的具体实践经验来看， 精英政治确实效率很高，但是所制定的政策往往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至于毒裁 政治嘛，没有一个政府会承认自己是毒裁 政治的，而通常称自己是精英政治。

2、大众汽车2019财年利润170亿欧元 今年备足34款新车

汽势Auto-First|孙金凤

大众汽车集团近日对外发布的2019财年报告显示，集团销售收入2526亿欧元，同比增长7.1%；营业利润170亿欧元，大涨22.3%。财务表现的强劲，得益于汽车销售的增长，集团全年共售出1097万辆汽车，同比增长1.3%。展望2020财年，集团预计汽车交付量持平，销售收入增长4%。不过，大众汽车也表示，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等因素，也令2020财年预测充满不确定性。

大众汽车集团2月29日发布的2019财年报告称，集团全年销售收入达2526亿欧元，较上年增长168亿欧元，同比增长7.1%；减去柴油发动机排放事件造成的支出后，全年营业利润依然达到170亿欧元，同比大增22.3%。2019财年营业利润的增长，得益于汽车销售的小幅增长，集团全年共售出1097万辆汽车，同比增长1.3%。

其中，欧洲和南美市场的交付量增长尤为显著，北美和亚太区域市场则因整体市场下行趋势而略有下滑，但几乎在所有地区均实现市场份额的扩大。其中，中国市场尽管面临挑战，但集团从中国合资企业获得的营业利润仍基本达到上一财年水平，为44亿欧元（上一财年为46亿欧元）。

对此，大众汽车集团管理委员会成员、财务与IT负责人Frank Witter表示：“集团的销售收入和营业利润均实现增长，汽车业务的净现金流和净流动资产也显著攀升，财务表现强劲；而很具吸引力的产品组合，则成为推升集团逆势扩大市场份额的关键。”

展望2020财年，受经济环境的波动、不断加剧的竞争、商品和外汇市场汇率的震荡以及更加严格的碳排放标准等影响，市场仍充满挑战。尽管如此，大众汽车集团对2020年的预期仍比较乐观，预计2020年集团汽车交付量将与上一年持平、销售收入将同比增长4%（其中乘用车业务领域的销售收入将略高于去年水平）、营业销售回报率将在6.5%至7.5%之间。

但大众汽车也表示，持续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和冲突、以及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等因素，也令2020财年预测充满不确定性。

大众汽车集团财报称，2020年，该集团汽车业务的研发及资本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率预计将在6%至6.5%之间。同时，始于2015年的柴油发动机排放事件赔偿仍在继续，大众汽车集团2020年仍将持续支出此部分现金。近日据外国媒体报道，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因柴油车尾气问题将向德国客户赔偿8.3亿欧元。加之因企业并购带来的现金支出也将大幅增加，大众集团2020年净现金流预计会继续保持正向增长，但整体水平将低于去年。排除柴油发动机排放事件和并购活动的影响，大众集团2020财年将继续以实现至少100亿欧元的净现金流为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众汽车集团旗下的核心品牌，奥迪品牌2019年全球共销售汽车1845550辆，同比增长1.8%，略高于集团整体表现，继续成为集团利润的有力保障。2020年，奥迪品牌的战略地位也将得到提升。近日，大众汽车宣布，奥迪新任CEO Duesmann将全权接手集团的相关研发工作；英戈尔施塔特将成为集团全新独立业务部门“Car.Software”的组织架构核心；集团还计划将在奥迪的持股比例从目前的99.64%提至100%。

为保证2020财年的预期盈利目标，大众汽车计划2020年在全球范围内推出34款新车，其中包括12款SUV车型和8款新能源车型（含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意味着，2020年大众汽车品牌推新车的速度将达到每个月3款。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3、大众创业 的政治意义

大众创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提质增效，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4、你好，我喜欢谈论大众政治，在大陆没有机会

为什么非要入个什么党呢 无党派人士不也挺好的

5、大众媒体能够促进民主政治吗

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民主中的作用
“充分的公民权依赖于五种基本的文化权利：获得同作出个人决定和政治抉择相关的；获得主要的知识框架以将整合成关于世界的清晰连贯的解释；获得对于相互竞争的解释和政策的批评意见；获得能充分而公平地反映所有社群的生活及抱负的表述；获得作为参与者和旁观者介入公共文化的机会。”公民的这些基本文化权利同传媒的传播活动有密切的联系。
具体说来，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民主中的作用表现为：传媒可以充当公众参与决策的工具，充当公众参与评判决策及其后果、议论公共事务的工具，充当聚焦公众注意力围绕重大问题形成公众舆论的工具，充当对于权力进行舆论监督的工具。传媒是发布的职业机构。而政治的广泛流通，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公民和公民团体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标志。而政治参与行为，不论是参与政治决策、参与对政治决策及其后果的评论、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评议，还是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运动，都需以获取政治、了解政治情况为前提。政治，是新闻传媒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是现代社会沟通政治的主要载体。通过发布政治新闻、报道政治讨论等沟通政治，是媒介作用于政治参与的方式之一。
聚焦公众的注意力，影响舆论的形成，是媒介作用于政治参与的另一方式。早在19世纪末，法国法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即在题为《谈话》的文章中，研究过参与式民主中国家、政府、议会、志愿团体、谈话地点、公共舆论以及社会行动等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特别强调了传媒与公众舆论。一个世纪之后，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塔尔德的有关观点，从中总结其关于公共舆论和大众传媒的模式。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卡茨指出，塔尔德的模式“集中于新闻报道、谈话、意见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认为新闻报道给每天发生在酒吧餐馆、咖啡屋、沙龙里的无数谈话提供了话题。……塔尔德提出，这种意义上的谈话是一种现代现象，即谈话遵循着过程公开与平等的原则，它自身正是平等的培育者。由于有了新闻报道，谈话的主题不仅全国统一，而且飞速变更。”在塔尔德看来，谈话的政治功能在于“渗滤”／“过滤”观点，即不断精炼个人的观点，使之显得更为“深思熟虑”，并在不知不觉间围绕某一特定主题形成一两个全国性的观点，而后，这种深思熟虑的观点再一次被报纸加以报道，随之成为个人行为的基准。塔尔德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中进行政治或经济选择的主要途径。卡茨在归纳塔尔德的模式中指出，它“不仅将新闻报道、谈话、观点和行动系统连结起来，而且指出了‘线性序列’中的每一要素推动下一要素的方式，它还将这种关系联系起来，强调内含于新闻独立报道，某一事件以及传递舆论的反馈之中的社会控制”。可以看出，塔尔德当初已经关注到了新闻传播将公共场所的交谈讨论聚焦于一定的统一话题的作用，也关注到了在“公意”从在大量的此类交谈讨论中会聚到最后成为个人行为基准的过程中新闻传播作为中间环节的连结作用，指出了传媒通过在聚焦公众的关注点和舆论形成中的作用，对公民政治选择——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等选择行为的影响。他的关注点和观点，同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唐纳德肖和麦科姆斯提出的传媒“议题设置作用”论的研究焦点，可谓异曲同工，同20世纪40年代美国传播学先驱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传播的二步流程”理论指出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互动的观点，也有相似之处。这些学者和其他进行类似研究的学者的成果，向人们展示了新闻传媒通过充当聚焦公众注意力的工具以及通过同人际、群体传播相结合在舆论形成并成为个人行为的基准中的作用，能服务于民主政治。
新闻传媒因其传播活动同舆论的联系，还通过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和舆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服务于民主政治。传媒提供了民意上传的现代化工具，公众成员及公众团体可以通过传媒围绕其自身的利益等公开发出呼声，以此影响舆论，从而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参考各方的呼声。这也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此外，现代传媒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所作所为的报道，使公众了解这些情况，这是使前者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条件。而现代传媒作为面向公众的传播媒介，可以成为公众，将公众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监督意见传递给后者。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西方新闻传播史上，美国对越战争期间传媒的有关报道，对美国国内反战浪潮的掀起产生过明显的影响，后者在促使美国政府在尼克松执政期间将美军从越南撤出、结束这场战争中，功不可没；《华盛顿邮报》等率先对美国水门事件政治丑闻的揭露抨击，是导致尼克松下台的导火线。在我国，在近年来的反腐倡廉过程中，传媒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在的社会中，“树立权威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民主”。在当今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体现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表现，也是使政治权力在公众中享有权威的必然方式。因此，传媒通过充当政治参与的工具，还能服务于增强公众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和自觉服从感，巩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促进政治稳定。此外，通过为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平台、公共，传媒还能服务于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提高其参与民主政治的自觉性，以此推进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
当然，工具本身不能确保对工具的恰当使用。现代传媒业固然可以在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充当服务工具，发挥有助于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表达、民主意识培养、舆论的形成、对权力的舆论监督等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传媒业自然而然会在这些方面产生正面效应，自然而然会带来福音。传媒业作为民主政治的进程中的工具服务得如何，关键在于人类社会如何驾驭这一工具。
II.网络媒体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
世界性的电脑互联网络因特网的崛起，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令人瞩目的发展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特网在全世界走进千家万户，电子邮件往来、电子商务、电子政府、网上新闻传播、网上游戏娱乐、网上教育、BBS电子公告牌、基于因特网的远程医疗等，迅速得到了开拓发展，网络的社会影响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因特网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渗透而言，电子政府的兴起和发展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渗透。但是，鉴于电子政府主要是通过政府建立网站在网上提供和服务来实现的，它不是本文此处讨论的对象。本文此处要探讨的，是网络新闻媒体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的主要方式：时政／政治新闻、电子、网上民意调查等。通过这些形式，网络媒体作用于社会政治沟通和公众的政治参与，从而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民主加速化进程。
首先，网络媒体构成了政治沟通的新渠道，从而同政治沟通的新发展相联系。在现代社会，新闻传媒是沟通政治的主渠道。人们主要通过新闻传媒，了解各类政治。对各类政治的了解和认知，是公众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采取政治行为的前提，是公众参与政治的前提。而强调公众的政治参与，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网络新闻业兴起后，理所当然地成为沟通政治的新渠道。不论是传媒网站，还是参与新闻传播的商业网站，其日常的传播内容中都包括政治／时政新闻等政治这一块。其中有些网站的频道／板块名中即有“政治／时政”频道／板块的名称，有些网站的新闻频道／板块命名方法不同，并无这样的板块名称，但其“要闻”、“滚动”、“国内”、“国际”等频道／板块中的主要是政治。例如，有“时政”板块，专门提供时事政治，并在其“国际”板块中，沟通国际时事政治。的频道／板块名中并无“时政”／“政治”字样，但该网站通过“滚动新闻”、“中国”、“国际”等频道，同样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同以往的传媒渠道相比，网络媒体作为沟通政治的新渠道由于其瞬时传播的特点，能对一些动态性极强的时政新闻的报道采用“滚动”式发布，在沟通突发性时政事件的中优势尤其凸显，因而一些著名的传媒网站的访问率往往会在发生重大的、突发性政治事件时明显上升乃至出现网上“塞车”现象。
此外，与网上无尽的虚拟空间相联系的网络数、。前段时间，美国公众曾依赖欧洲的一些新闻网站获得关于美伊冲突的更加广角和多角度的画面，这一情况可以作为论证上述这一点的实例。根。显然，在最近的国际局势问题上，美国公众并不满足于仅仅获得从美国立场、视角出发的报道等；他们到欧洲国家英国的网站上冲浪以寻求关于国际局势的各种不同观点的有关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媒体的政治沟通的外向型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意味着国际政治传播中的新机遇，又意味着新挑战。一方面，网络媒体以这一特征为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比以往更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在实力不同造成的国际传播严重不平衡、因特网和网络媒体发展状况不平衡的现实状况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网络媒体的能力更强、更具主动权，凭借其在因特网和网络媒体发展中的优势，更易使其网络媒体制作的、反映其立场和选择角度的政治在世界范围流通并产生影响，这对发展中国家构成新的挑战。但是，在传播全球化、网络化已成大势所趋的发展中国家要回避这种挑战是不可能的，回避网络媒体构成的空前丰富的源也是不可能的，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网络媒体提供的政治挡在发展中国家公民的视线之外也是不现实的，而这些反映的是西方的立场、选择角度。因此，发展中国家急需因势利导，做强自己的网络媒体，并重视其对外传播的功能，善用网络新闻媒体以国际上公众所习惯的表述形式向世界发布反映自己立场、观点的政治。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在多元化环境下政治视野开阔、接收选择多种渠道、对政治的质量要求更高，这种现实情况也要求这些国家的网络媒体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改进政治制作。联系我国的网络媒体实践来说，从我国中央级重点传媒网站和较重要的地域性综合新闻网站的情况来看，我国对于网络媒体的对外传播功能是高度重视的。在中央级重点传媒网站中，中国日报网站、国际在线网站和中国网直接使用外语为主要传播语种，和开设了多种外语的版本，还有繁体中文。较重要的地域性综合新闻网站也大都开设英文版本。这是利用网络媒体加强对外传播的重要一步。但是要使我国传媒网站传播的政治吸引大量外国网民的眼球并进而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光有这一步还是不够的，还须在此基础上再迈进一步，努力针对国外受众所习惯的表述形式及他们的兴趣等，改进我们的政治制作，使之真正在国际上产生我们所期望的效果。同时也要重视网络化时代我国公众对政治传播要求不断提高的现实，以我国网络媒体的卓越工作，争取使公众将之用作首选的网上政治传播渠道。
其次，网络媒体为公众参政议政、行使其政治权利提供了具有互动、便捷等特点的新渠道，从而同公民参政议政的新发展紧密相连。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在权力归属问题上主张人民是权力的主体。在西方，“人民主权”／“主权在民”的思想，为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石。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以民为本、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石。人民就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表达自己的意见，人民对政府工作进行评议、提出建议，参政议政，是人民行使其政治权利的重要表现。网络媒体的出现，为人民行使上述权利，提供了具有互动、便捷等特点的新渠道。新闻网站开设电子、民意测验栏目等，是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在我国，依托传统新闻媒体集团的传媒网站是直接纳入国内新闻传播管理体制的，传媒网站理所当然地高度重视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保持一致。在当前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执政为民，重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重视其对政府工作的评议的形势下，我国传媒网站也就非常重视利用自身的优势，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系列行使政治参与权的新方式——电子、网上的政务工作评议类栏目、网上民意测试等。
经常推出围绕一定热点问题的简单的网上民意测验／调查，也是我国传媒网站中的一种常见实践。虽然，由于目前这种网上民意测验／调查因为难以做到按科学的数理统计原则抽样，因而在采集到的的代表性上难以同严格按科学的抽样程序抽出公众样本进行的民意调查相比，但是这种实践毕竟也为网民表达自己的意见提供了简洁的方式，其采集到的总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这一部分探讨了网络媒体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当然，网络新媒介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带来的并非都是福音。它也带来了对传统政治的挑战。首先，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社会传播中把关人角色弱化，个人用户可以在电子上自行贴贴子等做法带来内容控制的高难度，进而带来对政治控制的新挑战。而必要的政治控制对于政治体系的有效运作是必要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后发展国家来说则更加不可或缺，这是同后者的“被动处境密切相关的，他们必须在公民的攀比、激进情绪和国家的实力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不能一味冒进，也不能止步不前。”
此外，从国际政治来看，由于网络的全球性特征，网络新媒介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必然会扩大不同国家的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政治行为方式等之间的相互激荡，从而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如何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维护自己的政治秩序方面的新挑战。可以说网络新媒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带来了对政治控制的双重挑战。但是，必须看到，网络新媒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已是大势所趋。面对它对政治控制的挑战，不能采取停止使用网络的因噎废食的态度，而是应当因势利导，重新调整通过传播进行政治控制的方式。

III.网络媒体与传统新闻媒体在参与政治民主中的互动
美国著名新媒介研究专家罗杰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中把“连接过去”视为新媒介成功进入社会应用的重要因素之一，把跨跃“熟悉”的桥梁，看作新媒介发展的必经过程。他指出：“在人类传播系统历史中，新的形式如果缺少同先前或现存的形式的密切联系，就很少能得到采用。……传播媒介的现代形式也表现出类似的模式。例如，照相术很容易就被采用了，因为它是基于人们熟悉的观看和展示景象的方式。……起初，影术被看作是制作肖像和风景艺术的更有效和可靠的手段，一旦熟悉的桥梁被跨越以后，就需要更具创造性的运用。”在他看来，“新媒介的成功形式就像新物种那样，并不是无中生有地突然冒出来的。它们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老联系、新老互动也许可说是传播领域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特点。世界传播发展史上的许多事实都可印证这一点，印刷同书写的联系，早期印刷报纸的样式同手抄新闻信和新闻书式样的联系，影视同影、录音、文字语音的联系等，都展示了传播系统、传播形式沿革过程中的新旧联系。网络和网络新闻业的发展也不例外。具体到网络媒体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后其同传统传媒在这方面的联系、互动而言，笔者认为，可以把这种联系互动归为沟通政治方面的联系互动，聚焦公众的注意力、影响舆论的形成方面的联系互动和充当舆论监督的中介方面的联系互动。
就沟通政治方面的联系互动而言，网络媒体在政治栏目编排、新闻价值判断等方面显然从传统传媒的经验中吸取了大量东西。新老媒体的政治内容的常见型式大致相同。我国的传媒网站常常刊载来自传统媒体的时政报道、评论等。与此同时，网络媒体由于具有自身的一系列优势，包括瞬时传递、全球流通、承载巨量等，在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可能成为最先发布者，在重大新闻发生时通过超文本链接等方式有关组合成专题，成为整合资料的最佳渠道，从而为传统传媒的、素材提供参照源。此外，网络媒体传播政治的一些表述形式，也已开始对传统传媒产生影响。例如，网络媒体所开创的相关报道／背景／资料“链接”的形式，已开始影响传统媒体的报道方式，“新闻链接”、“资料链接”、“相关链接”等已悄然出现在一些报纸上，如《解放日报》、、《浙江日报》、《新华每日电》等上。又如，网络媒体的汇集各种栏目、精彩图片和重要标题的编排模式和多层式写作、提供便捷的“导航”等方式，也已为传统媒体在版面／节目安排中吸收。“内页导读”、“今日提示”、“近日推出”、“今日第x版”＋标题或标题／标题＋图等形形式式的导读，已在报纸中盛行。
就聚焦公众的注意力、影响舆论的形成方面的联系互动来说，国内外学术界都已注意到，由于网络通过电子等提供了网民讨论各种问题的公共空间，由于网络媒体能够迅速汇集围绕特定话题的相关报道，网络这一新兴媒介正开始在议题设置过程中起到与传统的传媒一起影响公众议程的作用。目前，其较为明显的表现是：网民迅速在电子中就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讨论或在上转贴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网络媒体的有关板块迅速汇集相关报道；网络媒体通过超文本链接等对的汇集造成的密集度以及网上电子讨论中各种意见的迅速汇集和活跃交流，既同传统媒体的后续报道发生互动，又加速了最初传统媒体报道的事件／问题／现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的过程。也就是说，网上的这些相关传播活动缩短了话题由媒介议程进入公众议程的过程中两者之间时间差。例如，在“洛阳大火”事件中，网民围绕该话题在电子中的迅速、大量的交流，网络媒体对相关报道的汇集，都曾在这一事件很快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中产生作用，从而成为议题设置中的一环。当然，由于因特网汇集来自四面八方的的特征，最先在网上出现的话题引起传统媒体关注、报道，再进而成为公众议题，这种可能性也是开放着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新老媒体在这方面互动的另一种序列图。但是，由于网络传播中的泥沙俱下、电子中的议论容易出现情绪化等问题的存在，在严肃的政治议题设置方面，新老媒体的互动一般表现为前一种情况。
再就充当舆论监督的中介方面的联系互动来说，通过充当公众参政议政的具有互动、便捷等特点的新渠道，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媒介表达民意、进行舆论监督中的一股新力量，本文上一部分谈到的强国、和的“网议政府”等栏目时，曾讨论到网络媒体在参与反映民情民意、实施舆论监督中的作用。在网络媒体介入公众参政议政、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其和传统媒体在这方面会产生网上网下的互动，网上的有关传播活动往往同传统媒体的相关传播活动相互呼应，产生相互强化的作用。例如，以围绕某些司法报道的舆论活动为例，网上曾出现汇集以及热烈的网民讨论，而这些又进一步加强了传统媒体对此的关注。随着网络媒体的逐渐走向成熟，网络媒体已经在吸收传统媒体服务于政府与百姓的沟通、反映民意的做法的基础上，设立一些服务于相同功能的创新的网上栏目／板块。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近年来我国传媒网站中已逐渐兴起“热线服务类板块”，此类板块旨在发挥沟通政府与百姓、实现上通下达的职能，其特征为政府、媒体、受众三方的网上互动。这类“热线服务类板块”的典型例子有的“人民热线”、的“东方直通车”、千龙新闻网的“市民留言板”等。这些板块是依托作为传媒网站母体机构的传统新闻机构设立的，其兴起本身就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联系的反映。而这些板块的运作中，也常常出现网络与传统媒体互动的情况。
网络新媒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共同参与政治民主正成为化时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新现象。双方在共同介入社会政治生活中在一系列方面产生互动。如何使两者以有利于各自扬长避短的方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互动，发挥其推动政治民主、正确有效地引导舆论的作用，构成充满现实意义的研究新课题。

6、大众传媒为什么会被经济政治的力量左右？

大众传媒是当地政府为了统治而进行的宣传工具，既然是宣传工具，就是回为人民服务的，答不要传播一些不利于人民团结的事情，并且有些事情需要政府把关才能对外发布，也是为了更好保护当地的居民不受到任何侵害，保持大家让大家生活在一个拥有正能量的社会群体当中。

7、上海大众的法律政治环境分析

畅销南北呗~全国超过200家4S

8、大多数人是愚蠢的，这样的大众还怎么参与政治

政治，指对社会治理的行为，亦指维护统治的行为。政治是各种团体回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尤答指对于某一政治实体的统治，例如统治一个国家，亦指对于一国内外事务之监督与管制。

政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这个词一般多用来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

9、大众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角度）

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发展：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大众）是中德合资的企业,成立于1985年3月, 9月正式投产，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轿车合资企业,中德双方投资比例各占50%,合同期限为45年。2004年5月2日, 中德合资双方签订了新增15亿人民币注册资本的合同。经过六次增资, 上海大众的注册资本将达到78亿人民币。公司位于上海西北郊安亭国际汽车城,占地面积 32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6.8万平方米，现有职工15000多人。目前已形成四大生产区域（汽车一、二、三厂和发动机厂）和一个技术中心的格局。产品已由最初的桑塔纳系列发展到了今天包括桑塔纳、桑塔纳3000、帕萨特、波罗、高尔、途安在内的五大平台六大系列几十个品种,年生产能力超过45万辆,是目前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轿车生产基地。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德国大众汽车股份公司和奥迪汽车股份公司合资经营的大型轿车生产企业,是我国第一个按经济规模起步建设的现代化轿车生产基地。公司于1991年2月6日正式成立,1996年12月全面建成投产，1997年8月通过国家验收,1998年4月30日通过德国莱茵技术监督顾问有限公司（TUEV公司）和中国汽车认证委员会质量体系认证中心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并于2002年月12月19日获得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公司整个项目总投资111.3亿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为37.12亿元人民币。其中,一汽占60%的股份,大众占30%的股份,奥迪占10%的股份。一汽-大众公司位于长春市西南部,占地182万平方米。经过不断发展,现已形成年产33万辆整车、30多万台发动机、18万台传动器的生产能力。一汽-大众公司含销售公司、两个生产厂、12个部门和3个直属科,现有正式员工约7000人,其中管理人员约为1500人。一汽-大众公司的主导产品是捷达系列、奥迪系列、宝来系列及高尔夫系列轿车。
大众汽车曾在中国风靡一时，在98年以前60%-90%的市场份额，曾包揽国产轿车销量冠军近20年，但在2005年以年销量56.7万辆的业绩、19%的市场份额将冠军宝座让出，而且南北大众也是前五大汽车厂商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两家企业——大众汽车从巅峰滑落。从近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大众品牌轿车（是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的总称，其数据为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的销售数据和，以下同）在中国轿车市场占有率持续下降，已由98年的59.2％下降为2004年的26.3％（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一季度大众品牌轿车市场占有率仅为11.5％）。从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分析，大众的状况亦令人堪忧。2004年底大众资产总计为537.85亿元，同比下降了8.7％；同期应收帐款达到78.7亿元，同比增加了40.9％。
在国内轿车市场高速增长的00-04年期间，除2003年大众品牌销售增长与轿车市场整体保持同步外，其余几年大众品牌轿车市场增长速度均低于市场同期水平。尤其是2004年，大众品牌不仅没有保持增长，而且出现负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下滑态势。但与此同时，2005年通用汽车在中国实现连续五年赢利，并首次成为中国汽车销售量与市场占有率双料冠军，共计销售汽车66.5万辆，同比增长35.2%，从而全面超越大众，成为在华第一品牌。可见目前大众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失败一方面是竞争对手的压力所致，而更重要的是自身出来状况。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这个问题有很多方面的解释，下面我们就从上海大众与上海通用在中国的本土化战略的比较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德国大众是国外汽车品牌进入中国汽车市场的先驱者，与中国最大的轿车生产基地——上汽和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一汽合作。为了规避当时市场的风险和政府壁垒，德方选择了制造和解决生产方面的问题，而把市场和风险丢给了中方。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可言，大众垄断中国市场十数年。在中国政府放宽对合资企业的外资控股限制后，德方表现出了对话语权的殷切姿态，大力打压中方。这不仅使得中德双方的管理者矛盾不断，而且逼使一汽为了话语权的考虑，在2002年又选择了与丰田的合作，给德方造成的损失和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反观上海通用，1997年，美国通用和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合资成立上海通用，双方各控股50%；2001年与柳州五菱的合作也没有拉下上汽。通用汽车在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从未寻求对其本土合作伙伴的控股或者独资地位，所有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都是五五开。可以说若德国大众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资本家，那么美国大众则是尽显绅士风度的寻求双赢的朋友。

正是基于上述不同的出发点，造成了大众和通用的同时期的本土化战略的实质的天壤之别。下边我们将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如采购、产品布局、对待消费者态度、渠道策略、品牌战略以及观念等发面来论证我们的观点。

1. 零部件采购方式：大众进口——通用本土采购
大众为了利用中国政府的一些进口政策优惠，以及从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的考虑，对关键零部件一直都采取从德国进口的方式，这一策略给德方带来的利润占德方从中国市场上获得的年利润的30%以上。然而，随着中方合资伙伴的成熟，这一策略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大众在中国的两个合作伙伴的采购和销售网络各自为政；始终未能在中国建立起零部件配套体系。这一缺乏长远眼光的策略，不仅加大了经营成本，也给德方埋下了隐患：2003年的欧元升值，零部件的进口仅在汇率上就损失数亿欧元。同时，大众对中国汽车市场长达十数年的近乎垄断经营，却没有建立起保护自己、遏制对手的门槛，给了新进入者机会，而自己也没有拿得出手的核心的竞争力。

通用却一心一意与上汽合作，双方的平等互利的基调，使得通用赢得了上汽的信任和大力支持，大大提高了双方在谈判桌上的效率；并且义无反顾地实施本土化采购，大大降低了采购成本。在零部件配套体系方面，上海通用一直坚持以国产化为主和国外零部件采购为辅的策略，致力于本土化，每个车型都达到了60％以上国产化。对成本的有效控制，使得通用虽然销量不多、利润却高居盈利榜首。

2. 产品布局：大众产品交错——通用差异化
在大众一家独大的时代，大众的两个合资伙伴采用了产品错位布局的战略，为大众赢得了中国汽车市场的垄断地位。由于两个合资伙伴的独立性，以及对利润的渴望，和大众在产品布局上的让步，两家合资公司的产品错位策略走向死亡，例如在车型上，一汽大众的奥迪、宝来、捷达分别与上海大众的PASSAT、POLO和桑塔纳交错，两个有共同血液的企业不得面对市场竞争的尴尬。

上海通用则敏锐的看到了中国汽车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市场细分化、用户个性化。一开始采用的策略就是做全系列乘用车，在产品布局上采用差异化战略、全面化战略：在高、中、低档产品分别推出一个品牌，每个品牌又有多个系列，每个系列又推出多种车型。经过市场检验的这一产品布局战略，显示出上海通用开拓细分市场的敏锐和能力。

3. 对待消费者：大众脱离市场需求——通用“以顾客为中心”
大众的产品在全世界都面临着市场需求割裂的困扰。一直以来，大众始终认为“中国的消费者不成熟，大众的产品价值高，但是中国消费者不了解”。这句话其实说明大众是了解中国人的消费需求的，但是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去适应中国消费者的这种“不成熟”，而是消极的等待中国消费者的成熟，那时也许中国消费者就能懂得大众了。让我们产生这样一个念头：那时大众还在中国存在吗？

上海通用的经营原则则是“以顾客为中心”，“顾客喜欢什么、需求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而不是等着顾客适应自己的产品。通用从中国市场的需求出发，在通用全球资源平台上挑选适合中国市场的车型，并针对中国市场的特点，通过参与、主导产品设计以及逆向工程，对每一款车型进行大量本土化设计的改进，使每一款产品从外形到功能都符合中国的用车环境和中国人的审美标准。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基于适应中国市场、适应中国消费者。

4. 渠道策略：大众网络互不兼容——通用专营体制
大众是中国第一家销售网点超过1000家的跨国汽车公司，其中一汽大众412家，上海大众546家，奥迪52家，但是大众却未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分销网络。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分别建有独立的专卖点和维修点网络，他们的渠道互不兼容，一个品牌拥有两条完全不同的销售渠道，意味着更多成本的付出。

通用汽车采用“上海通用授权销售服务中心”的扁平化品牌专营体制，采用多品牌并销的渠道策略，最大限度的享用合资品牌的渠道。通用公司对上汽恪守着平等的地位以及均衡扩张的发展战略，让合资双方获得双赢。

这种差异其实正如前边所说的，是由两个外资企业的不同定位造成的，“资本家”和“朋友”有着鲜明的对比。与“资本家”合作和与“朋友”合作，孰优孰略不言自明。

5. 品牌战略：大众“一女嫁二夫”——通用“一夫一妻制”
大众“一女嫁二夫”的策略在当时的出发点是为了规避风险、扩大市场份额。从长远来看，却是弊大于利，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都无法单独享受“大众”品牌在华的利益，只能致力于子品牌的开拓，各自为政又带来了“内部竞争”的消耗。这种冲突在其他汽车国际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后更加明显的暴露出来。被业内人士称“南北大众割裂问题是大众中国的癌症”。

通用则一心一意的与上汽合作，有效地控制了成本；采用差异化、多品牌的市场战略，使得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构成一个清晰的品牌结构，覆盖高、中、低档市场。

6. 经营观念：大众“一丝不苟”、效率低下、高昂成本
大众在中国的跨度，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依旧保持着一些市场经济的方式，如花费巨额资金对新款车进行认证，又因为在华合资体系的效率低下，形成了巨大的前期成本。

大众在中国形成了一套具有严重中国特色的庞大的包括生产、销售、服务等各个方面的体系：反应迟钝、官僚作风严重、德国总部遥控大众中国的业务。使得日常的运营过程效率低下，据说上海汇众为上海通用和上海大众同时提供底盘组装，前者的供货期是三天，而后者是五至七天。在成本这一块也加了浓浓的一笔。

大众在中国的初期巨大的成功，除了产生巨大利润之外，也给大众留下了错误的市场经营观念：不太重视引进新产品、改善营销策略、分析中国消费者需求、价格政策保守僵硬。这种认识上的失误，低效的反应，缺少应变机制，加上市场竞争的急速激烈化，直接导致了大众在市场上的败退。

7. 内部冲突：一汽与上海大众及德国大众间的矛盾重重
中国和德国两种不同文化的交织，以及中国汽车市场的一些独特性，形成了大众在中国独特的“W”形象。在带给大众成功的同时，也埋下了种种的隐患，这种隐患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暴露无遗，并显现出极大的负面作用。中德双方的冲突首先表现在文化差异的问题。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的不同。德国人往往有更强烈的合同意识和更强烈的时间观念，他们不仅有更规范的工作流程，也更崇尚市场经济的作用；而中方的思维方式更偏向感性，强调随机应变而非严格的执行计划，家族意识较强，同时也更看重个人的利益，在经济自由度上政府干预较德国也明显增强。基于以上不同的文化认识和习惯，中德双方往往在工作中发生不同程度的摩擦。虽然有包括恩波跨文化培训及相互间的参观交流平台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相互间的文化冲突，但仍然可以看出德国大众与中国企业间的沟通有明显的障碍：德国大众始终想以自己的企业理念来指导中国市场，而中方则想保持相对独立的经营脉络，包括发展其他品牌车系的合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了维持与德国大众的对话权，但也因此而削弱了中方对大众的资金、技术和人力投入。由于这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中德双方的合作不尽顺利，给大众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一汽与上海大众间的冲突表现在相互独立的组织设计和价值链网络，以及为了抢占市场相互的激烈竞争。由于都采用的事业部制，上海大众通过运用IAT模式重组和上汽组织重组后的组织结构结果几乎重合，如下图。同时，由于两者保持相互独立，不论从供应链或者销售链或者组织费用来说，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物流成本、销售管理成本等运营成本，相对于其他经过整合的品牌，明显降低了成本优势。再者由于是各自为政，相互间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和产品利润的差异化竞争，往往因为过于强调各自的大众子品牌而打压对方，大众作为一个整体的产品形象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则被淡化，无形中则削弱了大众的品牌价值和竞争力。这也成为大众在中国发展的另一个障碍。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本土化战略是大众在中国打的一张“亲民牌”，却也暴露出了各个方面的问题，窥一斑而见全貌，大众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简单的变化就能改善的，必须直接从其组织、战略上进行改革或者整合。对此问题，我们小组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 强力整合南北大众，实现资源优势互补
对于南北大众的整合，大众公司早有打算，但迟迟不能彻底解决。这既有大众公司本身因素，又有客观环境影响。暂不论一汽和上汽作为竞争对手能否联姻，就是地方政府亦不愿自己的企业被别人重组，这涉及到太多集团的利益。整合，对于大众、大众中国、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来说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搞不好还会造成伤害。因此，在南北大众整合的问题上，我们建议大众公司先从配套体系开始着手。例如，先参考或逐渐控股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的上游配套供应商，然后再设法联合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就关键零部件总成进行联合开发。这样一路走来，南北大众将逐渐从对手演绎成合作伙伴，最终实现南北大众的彻底联合。

2. 理清品牌定位，重祭“大众”宝典
对比日韩系产品，大众产品毫不逊色，但为何仍面对新产品上市的“一次又一次失败”？大众是否该重新审视一下问题的根源？

由于上海大众和一汽间的竞争，为了树立各自的企业形象，强化各自的品牌，相继不断地推出自己的子品牌，从上海大众的包括桑塔纳、桑塔纳3000、帕萨特、波罗、高尔、途安在内的五大平台六大系列几十个品种，到一汽大众的捷达系列、奥迪系列、宝来系列及高尔夫系列轿车等等，由于在中国有过多的大众发展的子品牌，在宣传等过程中，因为强调这些子品牌反而淡化了大众这个大的企业产品形象本身，也给消费者对大众的认识造成了一定的误导。从这方面来讲，品牌的整合是重树大众的“大众”品牌形象、提升品牌价值的一个必然要求。

再者，回顾大众产品在欧洲和南美洲的成功，我们看到大众真正做到了为“大众生产好车”的责任，因此成功是历史的必然。反观大众在国内新品的定价，就显得“曲高和寡”了。关于大众产品定价过高一事，已遭到社会各界人士广泛置疑，我们就不再赘述。我们只想援引大众成功的一个案例来说明价格对于中国市场意味着什么。2004年5月，在市场仍高歌猛进的时候，上海通用率先实施“突破2005”行动，紧接着上海大众、一汽大众首次联合行动，对旗下所有产品实施大幅降价，此举不仅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而且为南北大众迎来了销售高峰。我们想证明的是，只要企业认真对待市场，确定合理的价位，必然可以得到消费者的青睐。

另外，大众集团还有奥迪、斯科达、宾利等众多品牌，只要大众理清品牌定位，在市场广阔的家庭用车市场推出真正适合大众消费的产品，一定可以重现昔日辉煌。

3. 提高本土化进程，设立高级别研发中心，变中国为大众全球生产基地
在这个方面，我们呼吁德国大众在对南北大众的整合基础上，可以给中国大众以更多的自由。毕竟，两国的竞争环境和市场环境是不完全一样的，而中国大众是直接面向中国市场的，对市场和环境有更深入、更真实的了解，过于集中的控制，不完全适宜的经营理念，往往使中国大众失去了在中国市场的活力，降低了企业对市场和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成为本土化进程中的绊脚石。

对于大众中国市场策略失误，我们还有一处不能不提。作为国内最早的轿车生产企业，也是最成功的轿车企业，上海大众，亦包括一汽大众，不仅是大众在华的汽车合资企业。他们同时还肩负着振兴中国轿车工业，开发自主知识产权汽车的重任。可是20年过去了最有能力实现自主知识产权开发的上海大众，至今没有推出一款令国人满意的产品。这不仅令普通百姓不满，亦引起高层的震怒和怨言。大众应该清楚的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危害。

同时，对于大众而言若不尽早实现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首先不利于成本降低。一旦遇到国际汇率波动，国内合资企业必然大受影响。其次中国市场广阔，对于国际汽车市场有蓄水池作用。若大众将中国变为其全球生产基地，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国低廉劳动力成本提高全球产品竞争力，而且当国际市场需求不旺时，可加大中国市场销售量，消化多余产能，反之亦然。

结语：

中国汽车是一块大蛋糕，特别是正处于汽车行业井喷的阶段，可谓是兵家必争之地，大众尽管面临着种种问题，但决不会束手就擒，将自己辛辛苦苦做大的蛋糕往别人嘴里送。随着越来越残酷的市场竞争，大众在中国是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战略，以更本土，更符合中国特色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中国，在未来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本文来自中华英才网

10、大众传播与政治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社会是一个有抄机体，大众传播媒介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向来互相影响。举凡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迁，都会引起传媒的调整与变化；反之，大众传媒对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培养大众的欣赏趣味、引导舆论及推动社会迈向文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