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车辆

1、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

“ 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是对古代几种主要交通工具性能的总结。交通工具，总的说来，可分为畜力和人力两大类，畜力交通工具有骡车、牛车、驴车、羊车、大车、驴、骆驼、马等。人力交通工具有船、人力车、三轮车、轿和白桥、扛肩、担挑、冰床等。
古代交通工具有：
1、骡车，又称轿车，是用骡子驾辕的一种车。据陈育丞先生介绍，骡车是辛亥革（蟹）命前北京的一种主要载人工具。向有“京车”之誉。骡车由车身、车轮和车轴、车围、套具四部分构成。车身有车辕、车前盘、车厢、车后尾四部分，主体是车厢。车厢有穹形顶棚，有门有窗。官用骡车车轮较高，辐条较细。车毂凸形，车轴稍长，俗名“陕西脚”。普通骡车车轮俗称“笨脚”，跑车车轮特别沉重，以免翻车。北京骡车的车轴（轴承）很有名，车行时触发出一种极清脆悦耳的响声。车子跑快了时，远远听去仿佛是京剧鼓板“单皮”在“放丝鞭”。只有北京的工匠具有制造这种车轴的技能。车围有内围、外围之分。外围用蓝布，在距车底盘约半尺的地方向上翻卷，卷起的部分，改用杂色缎，镶以黑缎边缘，名为挽手。内围，下部用杂色缎，镶黑边，名为卧厢。上部与车顶多为白色或淡蓝色。夏天，外围两侧各开大小不同的纱窗。纱窗之上加蓝布遮阳，下熏黑绸飞瞻，名小帐子。车前也架遮阳，名大帐子，夕阳西下或晚上行车，大帐子已不需用，便撤去。夏天，为了车厢通风，撤去里围，只留卧厢及车顶，周围遮以熟罗帘子，以防日晒。雨天，车外加油布。冬天，车上罩以灰色或黄色的氆氇雪顶。套具则包括骡子驾辕时用的鞍子、夹板、笼头、缰绳等物。鞍子较大者，称为大鞍车，多是王公贵人、满族命妇乘坐的。车夫三人，两人拿辕，一人牵骡，皆步行。另有小鞍车，用途较广，人人可坐。清末一些纨绔子弟多在小鞍车的制作和装饰上争奇斗胜。北京骡车所用的骡子，多来自陕西，人称“西口”，以颈长、胸宽、腰瘦、胫细者为优。毛色则以“缎子黑”、“野鸡红”、“菊花青”、“墨里藏针”、“香青”等为上乘。北京车把式的技术是很高超的。在最繁华的大栅栏，路仅容两车击毂而过，北京的赶骡车者也既能避人，又能避车，绝少事故。过去北京的骡车，有自用的，也有营业性的。自用的，无需多说；营业的，就是专门拉送客人的。但只有“站口儿”一项。所谓“站口儿”，就是骡车营业者白天在固定的一处胡同口等待乘客赁坐。起初多自己赶车，待收入渐厚，便再拴一辆，可雇人执鞭代赶。

2、骡驮轿，是用两头骡子驾驮的一种轿。这种交通形式实质上是坐轿，但这种轿不是前后2人或4人或8人抬行，而是前后各有一头骡子驾驮着轿杆而行，故称骡驮轿。这种轿比一般轿略大，可坐2人。轿内备有寝具，可以躺卧，是适于长途旅行的一种交通工具。一般可日行百里。行途中有两人赶骡，一人徒步，一人骑驴。

3、驴车，是由驴拉的车。过去，北京的驴车很多。后来骡车，马车兴盛起来，驴车日渐减少了。驴车也有自用的和营业的之分。自用的驴车，如粮店有自备驴车，外出送货用。郊区农民有自用驴车，用以进城拉粪土或卖瓜果蔬菜等农产品。营业驴车是用以拉送乘客的。有“站口儿”和“跑趟子”两种。“站口儿”者和营业骡车一样，在一定的处所等候雇客，或送一程，或包车来回。 “跑趟子”又叫“跑海”或“趟子车”，即赶着驴车沿着一定的路线来回拉客。过去，在天桥到永定门，东四到朝阳门，西直门到海淀等路段，都有趟子车。趟子车由某地到某地，是有定价的。因这种车较简陋，定价也很便宜。早到的乘客抢占前辕坐处，比较舒适。后来者便盘腿坐在车厢内，比较苦。最后上车者，只能坐在车尾，有被颠簸下来的危险。民国以后，这种驴车逐渐绝迹。

4、牛车，过去，北京的牛车主要是慈善机构育婴堂用以捡拾婴尸的。牛车上有一个大木箱，后面开一洞口，洞上悬一幅黄色布匾，上书“陆地慈航”四字。每日拂晓，育婴堂有人赶着牛车到处转，遇到婴尸多为被掐死的私生子便拣拾起来，从洞口放入牛车上的大木箱内。有的被拣回的婴儿尚未断气， 还可以救活，也收养在育婴堂内。

5、羊车，这是少数人家特地制造的一种小型轻便的敞车，由一头山羊驾车。可以用来驮载一两个小孩外出游玩。

6、骑驴，驴是既易饲养又较驯服耐力的牲畜。骑驴代步，方便省事。从前，北京城内骑驴往来的人多有。康熙十五年（1676年）五月初一日，北京大风，有人骑驴从正阳门前过，被风倦起，落到了崇文门地方，人驴俱无恙。北京城内也有人家养驴营业，招客骑行。从新街口到西直门，交道口到安定门，东四到朝阳门等街上，多有这样的营业驴。从宣武门到白云观，营业驴更多，以便人们到白云观赶庙会、进香或游玩。所以，今宣武门东河沿街旧称赶驴市。这里的驴似乎更有灵性，雇客付钱骑上去后，不用驴夫跟随，驴就主动地驮着雇客快步跑到白云观，停蹄不动，待雇客下来。早在白云观的合夥驴夫拉到客后，用手一拍驴身，驴又自觉地跑回赶驴市。这大概是因为这种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往于赶驴市与白云观之间，也就有了经验了。驴，不仅可供人骑，，而且还能驮货物。

7、骆驼，具有温顺、吃苦、耐劳的天性，用来驮运货物，胜过驴骡。过去，北京西郊石景山一带和南郊南苑一带，有不少靠骆驼为生的驼户。他们饲养几头骆驼，或驮脚，或跑买卖，挣钱糊口。驮脚的是为别人驮运货物，挣份脚钱。跑买卖的是拉着骆驼到外地贩运货物，既挣脚钱，也赚货利。旧日北京的驼户主要是从门头沟驮煤，从大灰厂驼灰，从西山里驼木材等，到北京城里送货或贩卖。拉骆驼按“把”而计，大把8只，小把6只，一般一个人拉一把。为了途中互相帮助，常常好几把一起走。但民国以后，现代交通逐渐发达，对进北京城的骆驼队也有新的限制，只准3只为一把。如果6只或8只一把，前后有六七丈或八九丈长，影响城内交通。过去，北京的骆驼都是从口外贩卖过来的。据陈琪先生讲，他的太爷就因去口外贩卖骆驼发了家。但是，拉骆驼主要在春、秋、冬三季，尤其冬天最忙。夏天，要赶着骆驼到口外去放牧。

8、人力车，又称洋车或“胶皮”，南方多称东洋车或黄包车，是清末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一种人力载客车。这种车的车形，大家在电影电视中都看到过，两个车轮承托个一个半圆形或方形车厢，车身前有长长的两根车把，一个人坐在车上，一个车夫拉着车跑。北京出现的第一辆人力车，名叫铁皮车（车轱辘用铁皮做成，故名），是日本人送给慈禧太后的御用车（现在颐和园内陈列着）。后来，北京便有人仿造，所以清末北京街市上多见铁皮车。民国以后，车形多有变化，铁皮轮换成胶轮，车厢多改为半圆形。黑色、棕色、黄色的都有。那时候，虎坊桥的“西福星”、崇外上三条的“东福星”、东华门大街的“懋顺”、西四的“华馨”，还有“起顺”、“双和顺”、“悦来”等字号都是制造人力车较有名车行。有钱有势以及社会名流之家，往往自购人力车，雇专人包拉。大量的人力车都是一些车厂子的，穷苦的车夫租车拉客；像朝阳门大街的“马六”车厂、“繁华”车厂，崇外上头条的“五福堂”车厂等，都属大型的，它们都拥有一二百辆车。一些小车厂仅有二三十辆或一二十辆车。旧日的北京城里，人力车是主要交通工具。在十字路口、胡同口，常有三五辆或十来辆人力车在等座。尤其在戏园子、饭馆子、澡堂子、东安市场、西单商场、旅店、火车站、天桥、公园、八大胡同（妓院）等处，候客的人力车更多。拉人力车的，分白天班和黑夜班，又有拉包月车和拉散座的分别。比较有名的人力车夫，还获得“一溜烟儿”、“伊犁马”、“花裤腰”之类的绰号。旧社会北京的人力车车夫是极为辛苦极为悲惨的。他们忍受着车厂主的残酷剥削，又常常受到一些恶棍警察的敲诈勒索。每天早出晚归，满街奔跑，挣几个钱仅能糊口而已。新中国成立后，人力车才完全取消。

9、三轮车，是30年代后期才出现于北京城内街巷上的。据任有德先生回忆，北京的第一辆三轮车是日本侵略者送给汉奸江朝宗的。后来三轮车逐渐增多，成为北京城内重要交通工具之一。三轮车靠车夫登踏而行，比人力车省力，而且可以拉两个人。现在北京街头上仍可见有载人三轮车。载货的三轮车是平板，叫平板三轮。

10、手推车，是一种独轮车。车轮在车身下面，居中。二车把在后，末端系有车襻。人推车时，车襻搭于颈后和两肩，两手分握车把，向前用力，推动车轮运转。车轮车轴原为木质，较笨重，推车费力。车行时，车轴摩擦车耳，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后改进为胶轮轴承，推车省力，且无噪声。手推车功用较广，既可载人，又可运货。旧日北京卖水的、卖菜的、掏粪的，以及农民运土运粪、运稼运粮，大都用手推车。

11、喜轿和白轿。过去，北京的平民百姓也用轿。一般结婚时用的轿叫喜轿，送丧时用的轿叫白轿。喜轿是结婚时新娘坐的，一般为红轿，轿夫4人，前后各2人，有的地方除红轿外，另有两乘绿桥，是男方娶亲太太和女方送亲太太坐的。20年代后，流行新式婚礼，北京人结婚才渐渐改用马车或汽车迎亲。白轿是旧时有钱人家发丧时用的。老北京的风俗是，送葬的晚辈乘坐白轿。若是女人，限于已婚者，未嫁女子不能坐白轿。

12、扛肩、背负和挑担。扛肩俗称“窝脖儿”，是旧北京城里的一种行业。干这行的人主要是为人搬家或代人送嫁妆。极少数“窝脖儿匠”为皇室扛运贵重陈设，这样的“窝脖儿匠”专归皇宫懋勤殿绳子库管。窝脖儿需有一定技能，一般人“窝”不了那些又长、又高、又重、又易碎的物件。他们的“窝”法是，先将要搬运的物件放在一个一尺半长、一尺七八宽的长方木板上，并用软线绳捆绑好。然后由二人抬起，放在“窝脖儿匠”的垫有一根下铺棉布垫板条的肩上，“窝脖儿匠”一手扶物件，一手前后甩动，两眼向前平视，迈大步急行。到达目的地后，仍需二人将肩扛物件接抬下来。除了肩膀能扛外， “窝脖儿匠”还需有健步如飞和拆装各式家俱的技能。清末北京有名的“窝脖儿”范茂贵，仅用4天时间，就把60斤重的铜狮子“窝”到遵化马兰峪的慈禧太后陵墓去。背负就是背运东西，甚至背人。清末，北京多大雨，街路积水成河，没膝没腹的，一般人难以通行，遂有专门背人过街而挣几文钱者。至于旧时北京卖菜的、卖鱼虾的、卖鲜花的以及煤铺送煤、灰铺送灰、饭馆送酒菜等，多是担挑。扛肩、背负、担挑，都是以人力为主的交通运输形式。

13、船是主要的水路交通工具。古代的船也是多种多样。远的不必说，明代有黄船（御用）、马船（由川滇转送马匹专用，永乐迁都北京后，专用运送官物）、快船（水军征战用）、海运船（备使西洋诸国）、供应船（为皇室捕渔用）、后湖船（在南京后湖，为楼座船，供游览用）、战船（征战用）、粮船（又分遮洋船和浅船二种，均用于漕运）等等名目。② 清代则有粮船（漕运用）、战船（又有外海与内河战船的区分）、水驿船（用于水路驿站）、应差船（又有沙船、便民船、黄快船、楼唬船、宣楼船、大江差船等细目，备官府随时差遣）、救生船（专于江河激流险滩处备抢险救生用）、浮梁渡船（藉以渡河用）等等类分。③ 但是，在北京地区能见到的，仅黄船、粮船、水驿船、浮梁渡船等而已。黄船，在上面的《御用交通工具》部分，曾谈到龙舟，就属黄船之类。《明会典》载：“国初造黄船，制有大小，以备御用。至洪熙元年（1425年）计三十七只；正统十一年（1446年）计二十五只。常以十只留京师河下听用。”④ 《养吉斋丛录》所谓前明遗留于北京皇城西苑太液池中的“蓬岛飞龙”一船，是否就是明代留用于京师湖中的黄船之一呢？颐和园内至今存有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雕造的石舫，光绪十九年（1893年）稍加改造，改名清宴舫。这个石舫虽然只具有象征意义，并无实用价值，但通过它可以想见明清黄船的样子。明初南京后湖（即玄武湖）船或许与其相仿。

14、粮船，是专门用于漕运的船。海运粮船叫遮洋船，河运粮船叫浅船或剥船。北京作为金、元、明、清的帝都，它的粮食供应和财源完全仰赖于东南。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大规模的漕运，就没有北京作为千年帝都历史地位。正因为如此，当年北京的粮船是很多的。永乐初，无论是海道运输的遮洋船，还是运河运输的浅船，都能由直沽（今天津）溯白河而至通州。后来只有蓟州军饷用遮洋船海运，北京和通州国库里的粮食，全由浅船运输。明万历年间，用浅船运达京、通仓的米粮达370万石，而遮洋船运至蓟州的军粮仅24万石。同时间内，全国造船共12143只，其中浅船占95％以上。据文献记载，一只四百料浅船，底长5丈2尺，头长9尺5寸，梢长9尺5寸，底阔9尺5寸，底头阔6尺，底梢阔5尺，头伏狮阔8尺，梢伏狮阔7尺，梁头14座，底板厚2寸，栈板厚1寸7分，钉1尺3钉，龙口梁阔1丈，深4尺，使风梁阔1丈4尺、深3尺8寸，后断水梁阔9尺、深4尺5寸，两 〓（上“广”下“敢”）共阔7尺6寸。打造这样一只浅船，需用楠木7根，楠木短枋、连二枋、连三枋各一块，榆木1根，杂木5根又3段，大小钉锔700斤，艌麻200斤，油灰200斤，桐油30斤。⑤ 清代的运粮剥船大小有变。例如顺治初年造的粮船，船底长5丈2尺，中间阔9尺5寸，龙口梁、使风梁阔均不过1丈4尺，断水梁阔不过9尺，船体大小与明代浅船相仿。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题准，各省粮船式样改定为长7丈1尺，阔1丈4尺4寸，较以前增大。乾隆五十年（1785年）又因“各省漕船过于高大沉重，行走濡滞”为由，议准北河官设剥船1500只，每只身长5丈8尺，中阔1丈8寸，后阔8尺1寸，九舱，每舱深3尺，装米300石，⑥ 又比康熙时船小了许多。

15、水驿船是水路驿站专用的船只。样式不见记载。明代于通州设有水驿，必定有水驿船无疑。

16、浮梁渡船，是以船作桥渡河涉江的交通方式。据《清会典事例》卷939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年），“将顺天（府）通州额设桥船五十内，拨给三河县泃河六船。”这样以来，通州的桥船尚余44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拆造通州桥船二十二，作为定额。”此后，通州则有22只桥船。雍正元年（1723年），“古北口滦河设渡船四，交与汛官管理。”乾隆五年（1740年）题准，“直隶省古北口渡船朽坏，别设渡船二，增设桥船十四。”作为浮梁渡船，需要的是坚固耐用，无需精雕细饰，所以这种船如同运货的马车、骡车、大车一样，样式简单，制作省力。
无论黄船、粮船、水驿船和浮梁渡船等，除顺水时可借助水力、顺风时可借助风力之外，主要还是船夫的纤拉和撑划。也就是说，仍是一种以人力为主的水上交通工具。

17、骑马。马是古代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本次论文主要介绍马。
历朝历代的驿站，都备有若干马匹，以供递送文书的人或过往官员骑乘。马跑得快，跑得远，将士出征离不开它。但在北京城内，文武大臣上朝，除了少数高官之外，都要骑马。

2、简述中国古代车发明史

试论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

王星光
车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曾作为古代战争的主要装备，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有很大的影响。车的发明及其牵引动力的利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中国的车源自本土
车是最早出现的带有轮子的陆上交通工具。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在西亚的两河流域、中东欧地区较早出现了车子。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文化泥板上的象形文字——车，距今约有5500年的历史。在这一地区还发现了描绘在彩陶钵上的双轮车图形及粘土制车模型，距今都在5000年左右。而经科学发掘的最早的车的实物遗存，也出现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地区，在基什王墓等古墓中出土的四轮车，所在的年代都被推定在距今4600年~4500年之间[1]。
与西亚的两河流域相比，中国发现的古车遗存的年代相对较晚，见于报道的没有早过夏代时期。因此，早有西方学者主张中国的古车来源于西亚。我国也有学者赞同这种观点[2]。但这种观点也遭到了不少中国学者的质疑，他们从中国马车和西方马车的形制、系驾方法和马具组合及形式等方面的区别，论证了中国商代的马车与西亚的马车差异之处颇大，应出自不同的车制系统。在两河流域的边缘地带及更外围的地区，车的出现明显地晚于两河流域，而且中国濒临的南西伯利亚、蒙古地区车的出现也比我国殷商时期的车要晚。由此作为反驳中国古车“西来说”的理由[3]。但是关于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的观点还缺乏较具体深人的论证。
笔者是赞同中国的车源于本土的。为此，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进一步地论证。
首先，我国虽然还未发现夏代以前车的遗物，但历史上却流传有许多黄帝时期发明车的传说，其时代在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末期，这一年代数据恰与西亚出现车的时代大致相当。有关造车的传说连绵不断，除了黄帝外，还有伏羲氏、少昊、尧、奚仲、吉光、相土、王亥等，单在车这一个器物上，就集中出现了这么多有名可考的人物，这在世界车的发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车系我国的独立发明，古人对此是确信不疑的；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了车的不断改进的变化过程。
见于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载主要有：
《周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这里把用牛和马牵引的车，归之于黄帝及尧、舜。《周易·系辞》为孔子所作，这说明孔子也是主张车是由黄帝或在黄帝时代发明的。
《汉书·地理志》：“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史学家班固也是主张黄帝造车的。
《古史考》：“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东汉的谯周也赞同黄帝造车。
《艺文类聚》：“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太平御览》：“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这说明唐宋时的文献中承袭了黄帝造车的观点。
《宋史·舆服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雾，军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车。”
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则称：“黄帝有熊氏始见转篷而制车。”
从以上的古代文献可知，自先秦到清代，关于黄帝造车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尽管其中也夹杂有奚仲等人造车的记载。如《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对此，清代考据家毕沅解释道：“《左传》奚仲为车正之官，尔非造车也，《尧典》云‘车服以庸’，则车由来久矣，盖实始于黄帝。”[4]这说明前人对黄帝造车的传说是笃信不移的。不过，合理的解释也许是，黄帝是车的发明者，当时牵引的动力可能是人力。奚仲等人是车的改进者或管理者。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车的发明，应以轮转器具的制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先决条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石纺轮、陶纺轮，特别是琢制而成的轮型器具，应是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先驱。黄帝时代大约和仰韶文化时期相当。结合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述，在距今大约5000年的黄帝时代出现车，是合乎情理的。这与西亚出现早期车的年代也是接近的。
其次，与车的“西来说”相反，无论是早期车的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的车的实物遗存，都出现在我国中东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不在西部地区，也不在“有可能”传人中国的北部地区。这与从传播学的角度论证中国马车“西来说”的传播路线形成了截然的对比。
如上所述，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奚仲造车。当然，也有奚仲之子吉光造车及商的先祖相土、王亥“乘马服牛”的记载。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黄帝活动的主要地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其中在河南活动的记载和传说中留下的遗迹更丰富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为有熊。”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宋代罗泌《路史》道：“黄帝开国于有熊，今郑之新郑。”可见其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的中部一带。奚仲，相传为与夏禹同时的人，居于薛，即今山东省滕州东南；迁于邳，为今山东省微山西北。而商的先公相土及王亥是居于今商丘一带的。今本《竹书纪年》载，“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相土被排在契、昭明之后，为商人的第三代先公。而王亥是商人的第7世先公，也应在商丘一带活动。这显然是在远离西部、北部的中、东部地区的。
由于受到保存条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还未发现夏代以前的车的遗存。在代表夏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车马器遗物。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铃，考古学者推断为马铃；而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则可能是车马饰物[5]。最近，考古学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车辙长5米多，向东西延伸，辙沟呈凹槽状，其内可见下凹而呈现出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6]。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车的遗迹，它与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马铃、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车马饰物正可相互印证，说明夏代确已开始使用双轮车。车的遗迹也在偃师商城遗址的东北隅被发现。在该处商文化二期晚段的底层路面靠近城墙的部位，发现两道东西向顺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已发现车辙长14米，车辙轨距约1. 2米。考古学家由此断定，这是商代早期的双轮车子的车辙印痕，是商代早期车在我国使用的见证[7]。这与以前在偃师商城发现的青铜軎可相互验证。在郑州商城也发现有用来铸造车軎的陶范[8]，说明当时车上配件的生产已经批量化。参与偃师商城发掘的考古学者将偃师商城车辙遗迹的年代确定在早商文化的郑州二里岗时期，如果此说不谬，偃师商城车辙的年代距今约有35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则在距今3900年~3500年之间。将二里头文化的车辙及车马器遗物与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奚仲为车正”的记载相联系，可证夏代早已使用了车。夏代车子的考古文献资料尽管不算很早，但却与我国临近国家出土的车的遗存年代相当。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南部的辛达雪塔发现有5座车马坑墓，其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之间。在前苏联谢万湖墓葬中出土的双轮马车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又在前苏联的亚美尼亚的拉夏辛发现15辆车子，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有学者主要根据以上材料认为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接受了两河流域与欧洲的“西式马车”后，将其逐步改进为双轮马车，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传播，最后到达中原地区，并由此认为“中国的马车应当是从西邻的中亚直接发展过来的”[9]。实际上，若单从年代对比的角度来看，中亚地区车出现的年代与中国夏代车的年代（公元前2046年~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当。也就是说，在中亚地区出现马车的同时，我国的中原地区也出现和使用了车。这就很难将中亚车传入中国的过程讲清楚。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卜辞甲骨和殷代车马坑，为研究我国早期的车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形体的车字。从中可知，殷车已由轴、轮、单辕、衡及双轭构成。有关兵车作战、商王乘车狩猎、用车祭祀和驯服驾车之马的卜辞均较丰富。在属于武丁时期的殷墟文化一期的甲骨卜辞中，即已发现使用马车的记录。如：
“甲午，王往逐兕，小臣载车，马硪驭王车，子央亦坠。”(《菁》一·一)
“丁卯，王狩敝，（永兄）车马……在车，毕马亦……”(《佚》九八O)
自殷墟发掘以来，共发现车马坑18座，内出殷代车子20辆。经过考古人员的精心清理，使我们对商代晚期车的结构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这些车子可分为用于代步的乘车和作战用的战车。车子主要由两轮、一轴、一辕、一衡构成，在轴和辕之间安置有长方形车舆，车舆后面有可供上下的车门。衡上有的装饰以铜兽面饰，其两侧各置有轭，用于服马。驾车的马多为两匹，也有的为四匹。在车马坑中，常发现有数量繁多的青铜车饰和马饰，十分精美华丽[10]。这些车子的结构已十分复杂，显示出高超的制造技术。这正说明我国车的历史悠久，已经走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阶段，到殷代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程度。
总之，从我国古代文献和流传至今的黄帝时代发明车的传说中，可知我国已有5000多年利用车的历史。这和两河流域出现车的时代相差不远。并且，这些传说丰富生动，可资稽考，代代相传。在我国发现早期车的地域又多集中在中原及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与“西来说”者认为的车子可能先传人我国西北、北方等边境地区的推测相距甚远，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和缺环。因此，中国的车应是源于本土的。
二、商人是我国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的先民
车是引重致远的交通工具。为了达到引重致远的目的，就要解决车的动力问题，不然，就很难使车的使用得以推广。商族是一个善于迁徙的民族。《尚书·盘庚》记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张衡《西京赋》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是说商人常常迁徙不定，在立国之前的先商时期，已迁移了8次，立国之后，又迁都5次。商人又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经商也要不断到远离故土的地方贸易。总之，不管举族的大规模迁徙，还是到各处经商，都离不开交通工具。不然，整个部族的迁徙，男女老幼，浩浩荡荡，各种物资和生活物品，堆积如山，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车辆，这样大规模的迁移，单靠肩扛手提是很难进行的。到远处去进行商品交换的贸易活动同样也离不开车辆。而古文献中有关商人先祖在“乘马”、“服牛”方面的记载，正与车的制作和改进以及用牲畜挽拉车辆技术的应用有关。
车辆是满足这些需要的重要条件和工具。为此，商人很早就注意驯服并选择用来驾车的牲畜。不难想像，刚一开始，驾车的动物应是种类繁多的，因为商人有极高的驯服动物的本领。《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就连庞大的大象也能驯服，可见商人驯养动物技能的高超。实际上，大象也有拖曳重物的能力。万震《象赞》：“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目不逾稀，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形如丘徒。”[11]诗中已认识到大象的“服重致远”功用。除了牛和马之外，后世记载驾车的动物还有鹿、狗、羊等，这说明选择适于驾车的动物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驯服了牛、马，并最终将这两种牲畜确定为最适宜牵引车辆、“负重致远”的动物，这和车辆的发明一样，在人类的文明史及交通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代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多把利用马和牛驾车的技术归功于商人的先公相土和王亥。
《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
今本《竹书纪年》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
《荀子·解蔽》：“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唐代杨倞释道：“《世本》云：‘相土作乘马。’杜与土同。乘马，四马也。四马驾车，赵(肇)于相土，故日‘作乘马’。以其作乘马之法，故谓之乘杜。”可见，杨倞认为相土又可称为乘杜。现在看来，将杜释为土是很有道理的，但对“乘”字的解释有些牵强。清代学者王先谦指出：“相、桑，古同声，故借‘桑’为‘相’。”而隶书“桑”字和“乘”字“二形相似”，下文又紧接“乘马”，故杨倞误桑为乘[12]。由此看来，乘杜并非相土的别名，而是前人讹化造成的，《荀子》提到的发明用马驾车技术的乘杜应为“桑土”，实际上就是相土。
古人把服牛驾车技术的发明归之于商族先公王亥。
《世本·作篇》：“胲作服牛。”胲即为亥。
古本《竹书纪年》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是说王亥将其驯养的牛托寄给有易氏和河国之君。这也说明王亥是驯养牛的高手，并且规模是相当大的，不然不会将驯养、饲养的牛托给两个部族首领来代管。
《吕氏春秋·勿躬》：“王氷作服牛。”氷字应因与亥形相近而误，王氷即是王亥。[13]
《山海经·大荒东经》亦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易经·大壮》和《楚辞·天问》等文献中都重复记载了这个故事，说明先秦时期王亥牧牛及驯牛驾车的故事仍在广为流传。
在商人的心目中，王亥是有着极高地位的先祖，祭祀王亥的牲牛一次竟多达50头。王国维先生指出，卜辞中对于王亥，“乃祭礼之最隆者”。并且认为，“然则王亥祭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14]。这是说，因为王亥是畜牧业及牛车的创始人，所以受到格外的尊重。
实际上，在王亥之前，还有一位商人的先公曹圉，也与畜牧有关。曹圉是商人始祖契的五世孙，曹即为饲喂牲畜的槽。圉的本义为养马的圈牢。《左传》昭公七年：“马有圉，牛有牧。”杜预注道：“养马曰圉。”《说文解字》释圉道：“一曰：圉人，掌马者。”养马人称圉，应与用牢圈养马有关，曹圉的得名也应当与他从事过养马的经历有关，或者说与他以槽牢从事养牲畜的活动有关[15]。曹圉也应该是在畜牧业上作出相当成就的人。
在商族的先祖中，从相土、曹圉到王亥，就有三位与畜牧及“服牛乘马”有关，这既反映了先商时期畜牧业的兴盛和悠久的传统，也正说明商族的几代先公在牛车和马车的驾御利用方面的贡献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史实根据的。对此，《管子·轻重戊》总括道：“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这里的“殷人之王”，应为商汤建国之前的殷先王，指的应是相土、曹圉和王亥。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商族的代表，正说明商人应是我国最早掌握和利用驾驶牛车和马车技术的先民。
上述文献记载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进一步的论证。
首先，从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看，先商时期出现较发达的畜牧业是可信的。畜牧业是在原始狩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人们在狩猎时，将捕获到的健康的、或未受到较大伤害的动物圈养起来，渐渐的使其适应家养的环境，大致经过拘禁驯化、野外放养，最后进人定居放牧三个阶段。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早期的畜牧业[16]。在黄河中游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两座长方形畜圈，长6米~10米，宽1. 8米~2. 6米。周围有密集的柱洞，说明围有栅栏以圈养牲畜[17]。在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两座略呈圆形、直径约4米的圈栏，圈中还存有20米~30米厚的畜粪堆积，足证属畜圈无疑[18]。在河南郑州的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一处专门饲养牲畜的圈栏，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有马和牛的遗骨。如在上面提到的半坡遗址中出土有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在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甘肃永靖马家湾等相当于龙山文化的遗址中都出土有马的遗骨。这可以证明，至迟到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在我国北方马已被普遍驯养[19]。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牛的遗骨则发现的更多。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山东滕县北辛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不少牛的遗骨，尽管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排除家养的可能性。而进人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之后，出土的牛的遗骨大量增加，如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牛的牙齿。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有黄牛骨骼，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出土了牛骨，在河北邯郸涧沟也有牛骨出土。另在河南的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浙川下王岗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牛的遗骨[20]。将这些牛骨遗存与上述半坡等地的畜圈遗址结合起来考察，可见牛的驯养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商人的先祖契曾协助大禹治水，应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人物。依此而推，相土、王亥活动的年代，应该进入夏代的纪年了。因此，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畜牧遗存，进一步说明了先商时期畜牧业兴盛的真实可信。
其次，文献和传说中商人先祖活动的豫东地区适宜畜牧活动。在人类最早饲养的六种家畜中，牛和马都属于大型的以食草为主的牲畜。尽管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饲养牛马的牢厩，但饲养牛马的主要方式应该是放牧。而放牧活动需要开阔的田野或缓坡地带，以及与之伴生的丰富茂盛的野草。文献和传说中商族先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商丘地区。《左传》襄公九年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于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这是较早的有关商族先公居商丘的可信材料。《竹书纪年》也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等学者秉承近代学者王国维、董作宾等人早年的学术推测，将先商时代商人的活动区域界定在商丘一带，并在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21]。可见先商之居商丘说的久远影响。若将这一见解和商丘地区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很有道理的。商丘地区位于黄河和淮河冲积平原，这里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河流纵横，水源充沛，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草木丰茂，动物繁多，适宜大规模的放牧牛马。尤其在先商时期，从事农业的垦殖活动还相对缓慢，当有大量的闲置土地，这里应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牧场，而且，平坦开阔的土地也是驯服牛马、练习驾车的好地方。因此，商族的先祖相土、曹圉和王亥才把这里作为发展畜牧业、制造车辆、教人驾御车马的理想之地。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先商的农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正是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坚实基础和长期积累，制造车辆和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商族才得以逐步强大起来，进而“肇牵牛车远服贾”[22]，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起和发达。
第三，商丘地区史前考古的成果使先商时期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为商人先祖在商丘的活动提供了证据。在商丘地区进行商代文明来源的探索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民国二十五年 ( 1936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景聃先生到商丘进行考古调查，在永城县发现了造律台、黑堌堆等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蚌器等遗物，认为遗址的性质属于龙山文化[23]。之后的重要考古工作是从建国后的七十年代开始的。1976年~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3次在商丘地区各县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7处，殷商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址各15处，其他时代遗迹14处。其中以永城王油坊、拓城孟庄、睢县周龙岗等遗址较为重要。发掘者在永城王油坊遗址报告中指出：“统观整个文化面貌，可以说豫东商丘地区仍然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24]这种将商丘地区新石器文化认定为龙山文化的看法，是和李景聃先生的意见一致的。龙山文化直接衔接着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夏族原是和商族同时存在的部族，先商文化也应从龙山文化找到来源。到了1981年考古学者们发表豫东考古综合报告时，从睢县周龙岗等遗址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中认识到在龙山文化的上层堆积着殷商文化，并发现商丘的龙山文化与豫西的龙山文化有显著的区别，应称为“王油坊类型”。另外，根据仅见于商丘县坞墙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推断商丘地区应是二里头文化向东分布的边缘地带[25]。而孟庄遗址则是商丘地区发现的面积较大的早商文化遗存，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55±130年、公元前1790±130年、公元前1795±135年，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下层遗存年代相当[26]。这些发现都为探寻先商文明奠定了基础。
从1990年开始，以张光直先生和中方领队率领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开始对商丘地区进行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他们采用先进的手段和方法，开展了对商丘地区全新世时期生态环境的考察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自1994年以来发掘了商丘县潘庙、虞城县马庄和柘城县山台寺遗址，出土了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殷商文化、东周文化直到汉代文化的丰富遗存。其中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对探寻先商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发现有五间东西相连的房子。在这排房子南边约30米处，有一个略呈圆形的祭祀坑，其中埋有9头整牛和一个鹿头。对此，张长寿和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个牛坑使山台寺的龙山文化与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的联系。《世本·作篇》，‘核(亥)作服牛’……殷代先祖与家牛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别的朝代的祖先所没有的。殷商考古的遗址里常有祭牛的遗迹，牛是大牢，一个祭祀坑里有九条牛，表现祭祀重要与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龙山文化遗址里面这个发现是没有先例的，它或许说明龙山文化的一支，与其他地方的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发展平行，在豫东发展出来由山台寺可能代表的一支特殊的晚期龙山或岳石文化，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他们还指出：“商丘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要广泛深人的研究，它们可能就是早商和先商，也可能是早商和先商的近祖。”[27]他们从整牛祭祀坑，联想到发明服牛驾车技术的商祖王亥，进而推断出商丘地区与先商文明的密切联系。尽管目前的考古材料还有一定的缺环，并且有些学者对商丘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性质还存有疑义。但是，如果把文献记载和商丘地区的考古成果结合起来考察，两位张先生的推论应是很有道理的。
三、结语
车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和军事装备，也是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古代有关车的发明的记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考古学上也提供有较为有力的证据支持。因此，中国的车是起源于本土的。
商人具有善于迁徙和乐于经商的文化传统。商族的祖先相土、曹圉和王亥都在车的制作及用牛、马驾车上有重要贡献。这也同时说明商族是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并加以推广的部族。
商丘地区是商族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探寻先商文明的理想区域。商丘所处的广袤无垠的黄淮大平原，为牛、马等牲畜的放牧驯养和人们的驾车训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这里也应是我国马车和牛车的起源地之一。“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为商族的迅速崛起及商文明的广泛传播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当然，关于中国车是源于本土还是由域外传入的问题，目前还远没有得到解决。即使在以往的持中国牛车和马车本土起源说的论著中，由于没有将车的发明及应用与具体的早期人类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又缺乏对马(牛)车使用和推广地域的专门论证，也影响了人们对这一论点可靠性的认识。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有所补阙，指出先商时期商人在牛车及马车的利用和推广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商族人活动的辽阔的豫东平原则有可能是最早利用和推广牛车及马车的中心区域。当然，这只是为开展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点新的思路，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考古学上发现更早和更丰富的有关车的遗存。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3、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史

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史

1、先秦时期的道路

历史发展到原始社会传说中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担当部落首领的时候，各地的交通有了明显的进步。到公元前1066年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时期，可以说我国道路已经初具规模 。

周武王姬发灭商后，除都城镐京（今西安附近）外，还根据周公姬旦的建议，修建了东都洛邑（今洛阳），以便于控制东方新得到的大片疆土，对付殷商残余势力为了有效发挥两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它们之间修建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

并以洛邑为中心，向东向北向南向东南又修建成等级不同的呈辐射状的道路周道是西周王室的生命线，也是国家交通的中轴线。这条交通线也仍然是横贯东西的大动脉周道在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上，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

东周时期，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军事外交活动和人员物资聚散，都极大地推进了道路的建设。除周道继续发挥其中轴线的重要作用外，在其两侧还进一步完善了纵横交错的陆路干线和支线。

再加上水运的发展，把黄河上下淮河两岸和江汉流域有效地联接起来这个时期修建的主要道路工程有许多，秦国修筑的著名的褒斜栈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秦惠王时，开始修筑褒斜栈道货殖列传记载：关中南则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道绾毂其口。

战略上为蜀之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如在公元前206年，著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即发生于此除了秦国的栈道外，其他主要的道路工程还有：楚国经营的从郢都通往新郑的重要通道，晋国打通的穿越太行山的东西孔道，齐鲁两国建设的四通八达的黄淮交通网络，燕国开辟的直达黄河下游和通往塞外的交通线等。

至此，穿大袖宽袍的中原人善射箭骑马的戎狄人居云梦江汉的荆楚人披长发嬉水的吴越人喜椎髻歌舞的巴蜀人就连成一体了，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统一打下了基础 。

2、秦汉时期的道路  

中国全国陆上交通网的形成，始于秦朝早在秦国出兵扫灭六国的同时，实现了车同轨全国车辆使用同一宽度的轨距，它适应了秦朝全国土木工程和战争等方面长途运输的需要，对道路修建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

根据车同轨的要求，秦朝在把过去错杂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连接的基础上，又耗费了难以数计的人力和物力，修筑了以驰道为主的全国交通干线这项费时10年的工程，规模十分浩大，它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将全国各郡和重要城市，全部联通起来。

公元前212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一条长约1400公里的直道，命蒙恬扶苏率20万大军，边驻守边关，边修直道这条大道沿途经过陕甘等省，穿过14个县，直至九原郡（今内蒙自治区包头市），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修筑完毕。

3、著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在公元前2世纪至十三四世纪期间，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洲的陆路交通干线，是中国同印度古希腊罗马以及埃及等国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古代中国的丝绸主要是通过汉朝时开辟的丝绸之路运往西方的。

在我国的汉朝和唐朝时期，东部山东和东南沿海江浙一带的大批质量上乘的丝绸从水路或陆路集中到长安城有相当一部分通过陆路转运到西方去由于在这条陆路上，丝绸的贸易占了很大比重，因此把它称为丝绸之路以后又开辟了经海洋通往西方的航线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通道的开辟，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它经过中亚西亚，可与东南欧及北非的交通线相衔接，构成了世界性的东西大商道不仅在两汉时期，而且在唐宋元明时期，它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古代东西方文明联系的主要纽带  。

4、唐代以后的道路 

唐朝是我国古代道路发展的极盛时期。当时，京城长安不仅有水路运河与东部地区相通，而且是国内与国际的陆路交通的枢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城内有11条南北大街，14条东西大街，把全城划分为100多个整齐的坊市。

皇城中间的南北大街称为承天门大街，宽441米，视野开阔连接12座城门的有六条大街，其中朱雀大街，是盛唐时期长安城的一条贯穿南北的重要大街。出了长安城，向东，向南，向西，向北，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不仅通向全国各地。随着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相继成为国内外交通的重要中心。

到了宋和辽金时期，我国的道路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城市道路建设与交通管理方面，与隋唐时代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实现了街和市的有机结合城内大道两旁，第一次成为百业汇聚之区。

元明时期建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稠密的驿路交通网，驿路干线辐射到我国的四面八方。特别是元代，综合拓展了汉唐以来的大陆交通网，进一步覆盖了亚洲大陆的广阔地区，包括阿拉伯半岛蒙古族各部在成吉思汗等有作为的领袖统率下东征西略。兵锋所至，驿站随置，道路贯通。

运输不绝蒙古军军事势力的极盛时期，道路直通东欧多瑙河畔，南下攻灭金政权和南宋政权后，把南中国的大片疆土也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比较起来，元明道路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发挥着更为直接的重要作用。

清朝把驿路分为三等，一是官马大路，由北京向各方辐射，主要通往各省城；二是大路，自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三是小路，自大路或各地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镇的支线官马大路，是国家级官道，在京城东华门外设皇华驿。

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管理北路西路南路东路等官马大路干线系统。官马北路系统最重要的是通往大东北的干线，即从北京经山海关盛京（今沈阳）分别延伸到雅克萨庙屯（在黑龙江入海口）的官路和通往朝鲜半岛的国际通道。

属于官马北路系统的还有分别到呼伦恰克图的干线以及塞上的横向大通道这些道路在开发清代北疆，捍卫北疆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战略作用。官马西路系统包括兰州官路与四川官路的两大干线，前者从北京经保定太原西安兰州，分别到青海西藏和新疆，并通往中亚西亚诸国。

后者则是通往大西南的干线，从西安通往云贵川，并向西延伸到西藏拉萨在大清帝国创建和巩固的过程中，这个覆盖我国整个西部地区的官马西路系统，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官马南路系统，包括云南官路桂林官路和广东官路三条干线前两条干线均从太原南下过黄河到洛阳。

后分道到昆明或桂林，并延伸到印度支那半岛；第三条干线即广东官路的主干道，则是从北京出发经济南徐州合肥南昌赣州韶关，直达广州这是元明以来北京到广州纵贯中国南北的主要官道，历来当作使节路，而终点广州又曾是清代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

所以清政府对这条干线特别重视，官马东路的唯一干线就是福建官路，沿途经过天津、济南、徐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福州等重要城市。

它是清政府经济上赖以生存的重要通路此外，还有横贯东西的长江官路等等清政府正是通过这些道路，实现了对全国各省各市各县各乡镇乃至自然村落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榨取；全国各地各民族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也通过这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实现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

我国古代的道路，都是沙石或泥土路，还没有用沥青或水泥铺成的道路直至19世纪末期，我国才出现了铁路和公路1876年，英帝国主义欺骗满清政府，擅自修筑了吴淞到上海的铁路。这是在我国领土上的第一条铁路。

而1881年建成的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则是我国出资修建并延存下来的第一条铁路。我国最初的公路，是1908年苏元春驻守广西南部边防时兴建的龙州到那堪公路，可惜没有全部完工。

(3)中国古代车辆扩展资料：

古代关于道路的称呼

在远古尧舜时，道路曾被称作康衢。西周时期，人们曾把可通行三辆马车的地方称作路，可通行两辆马车的地方称作道，可通行一辆马车的地方称作途畛，是老牛车行的路，径是仅能走牛马的乡间小道。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车同轨，兴路政，最宽敞的道路，称为驰道，即天子驰车之道。唐朝时筑路五万里，称为驿道。后来，元朝将路称作大道，清朝称作大路、小路等。清朝末年，我国建成第一条可通行汽车的路，被称作汽车路，又称公路，由此一直沿用至今。

至于马路，则是外来语，巷、坊、弄、胡同等，被认为是从唐朝沿用下来的旧称，系指大道以外的路。

4、中国古代车发明史是什么样的？

车马是我国古代最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数千年来，他们曾在社会生活中占据过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劳动生产还是战争，或者是政治活动，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与装备，其数量的多寡与质量的优劣。经常成为衡量某一时期的社会发达与落后、国势强盛与衰弱的重要标准。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车形象和实物在商代中晚期，即公元前14世纪前后。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都有车的象形字。车的实物，在河南安阳殷墟先后发现了十八辆，由于深埋地下，年深岁久，出士时车的木质结构已全部腐朽。

根据黄土中保留下来的朽木痕迹对它们进行剥剔和清理，经过复原，使距今三千多年的商车完整地再现在人们面前。

在其后的一千多年中，独辀车虽然多有改进和发展，但从总体结构上讲，还没有突破商代独辀车的形制。

周武王灭商后大封诸侯，又接受周公的建议，修建洛邑，开凿道路，制造车辆，发展交通。西周的车辆有了重大改革。车驾二马的叫“骈”；驾三马的称“骖”；驾四马的名“驷”，其中驾辕的二马叫服马，两旁拉车的马叫骖马；驾六马为“六騑”。

在周代，马车不仅是王公显贵出行游猎时代步和炫耀身份的工具，还是战争中主要的“攻守之具”（《六韬·虎韬·军用第三十一》）。  

先秦时期，车分为立乘与坐乘两种类型。1980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的车马坑中发现了两乘彩绘铜车、八匹铜马、两个御车铜俑。  

这件铜车马仿照真车马制造，其大小尺寸为真车真马其人的二分之一。车的形制仍是先秦时独辀（辕）车的形制，但车舆（车厢）呈凸字形，分前后两室，前室为御官俑驾御处，俑为跪坐姿态，双手执辔御车，后室则是车主人乘坐处。

全车通长3.28米，高1.04米，总重量1800公斤，车马整体用青铜铸造，共有3400多个零部件，车马上竹、木、丝、革等质料的部位，也全部用金属逼真地仿制出来。车马通体施以彩绘变体龙凤纹、云气纹、菱形纹等图案，线条流畅，极富立体感，犹如镶嵌一般，将车装点得富丽堂皇，华贵典雅。  

西汉是双辕车逐渐兴盛的时代。西汉武帝以前，独辀车尚与双辕车并存，及至西汉中晚期，双辕车开始逐渐普及，东汉以后便基本上取代了独辀车。这一变化过程，从考古发现的西汉晚期与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和汉墓壁画上有大量双辕车形象这一点上，可得到证实。  

东汉和三国时期出现了独轮车，这是一种既经济又实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在交通史上是一项重要的发明。根据历史记载，诸葛亮北伐时，蒲元创造“木牛”为军队运送粮草。许多学者认为当时的“木牛”，就是一种特殊的独轮车。  　  

汉代的双辕马车因乘坐者的地位高低和用途不同，可细分为若干种类。结合出土的汉车实物、模型以及形象图，与文献记载对照，现能确认的有：斧车、轺（音遥）车、施轓（音番）车、轩车、軿（音平）车、辎车、车、栈车等。  　  

无论是乘人的马车还是载物的牛车，皆须在较宽敞的道路上行驶，而不适于在乡村田野、崎岖小路和山峦丘陵起伏地区使用。因此在西汉末东汉初，一种手推的独轮车在当时的齐鲁（今山东）和巴蜀地区（今四川）应运而生。  

指南车是中国古代用于指示方向的一种轮车式机械，又称“司南车”。传说远古时期，黄帝在与蚩尤作战时遇到大雾，黄帝的部落虽然英勇善战，却也无法取胜。

为此，黄帝特意制造了一辆指南车，利用它来识别方向，终于打败了九黎部落，生擒了蚩尤，为统一华夏涤讪了基础。但传说终归是传说，因未能见到实物，这个迷一直蒙盖了两千年，到三国时期才被解开。

5、中国古代最早的车叫什么？

先秦时代的车，总的说来分为“小车”、“大车”两大类。驾马、车箱小的叫“小车”，也叫轻车或戎车。驾牛、车箱大的叫“大车”。小车除贵族出行乘坐外，主要用于战争。战国时，由于车战的发达，战车的多少成为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

6、中国的古代车辆有什么？（用文字列出来）

大车、牛车、、小车、驷马车、田车、兵车

7、急需中国古代车辆的资料（最好有图片）。能否提供些网址。

http://.baidu.com/question/9250143.html?si=1
http://.baidu.com/question/29850.html?si=5
http://it.sohu.com/20040720/n221098168.shtml
http://www.hb.xinhuanet.com/jdwt/gumu/gm12.htm

古书上常见车马并举。例如《诗经·唐风·山有枢》说：“子有车马，弗

驰弗驱”，《论语·公冶长》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

憾”。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一般地说，没有无马的车，也没有无车的

马。因此，古人所谓御车也就是御马，所谓乘马也就是乘车。《论语·雍

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这是说乘肥马驾的车。古代驾二马

为骈，驾三马为骖，驾四马为驷。《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这

不在于说他有四千匹马，而在于说他有一千乘车。

古人说“服牛乘马”，可见马车之外还有牛车。马车古名小车，是供贵族

出行和作战用的；牛车古名大车，一般只用来载运货物。

古代马车的车厢叫舆，这是乘人的部分。舆的前面和两旁以木板为屏蔽，

乘车的人从舆的后面上车。《论语·乡党》说：孔子“升车必正立执绥”，绥

是车上的绳子，供人上车时拉手用的。

古人乘车是站在车舆里的，叫做立乘。舆两旁的木板可以倚靠身体，叫做

。舆前部的横木可以凭倚扶手，叫做式(轼)。古人在行车途中用扶式俯首的

姿势表示敬礼，这种致敬的动作也叫做式。所以《檀弓》说：“夫子式而听

之。”一般车舆上有活动装置的车盖，主要是用来遮雨的，像一把大伞。

车轮的边框叫辋，车轮中心有孔的圆木叫毂(孔是穿轴的)，辋和毂成为两

个同心圆。《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辐是一根一根的木条，一端接

辋，一端接毂。四周的辐条都向车毂集中，叫做“辐辏”，后来辐辏引申为从

各方聚集的意思。《汉书·叔孙通传》说：“四方辐辏。”

车轴是一根横梁，上面驾着车舆，两端套上车轮。轴的两端露在毂外，上

面插着一个三四寸长的销子，叫做辖(又写作、)，不让车轮外脱。辖是个

很重要的零件，所以《淮南子》上提到“夫车之能转千里所者，其要在三寸辖

”。后来引申为管辖的意思。露在毂外的车轴末端，古代有特定的名称叫軎(又

写作)，又叫轨。《诗经·邶风·匏有苦叶》说：“济盈不濡轨。”古人常乘

车渡水，这是说济水虽满并没有湿到车轴头，意思是水位不到半轮高。轨的另

一个意义是指一车两轮之间的距离，引申为两轮在泥道上碾出来的痕迹，又叫

做辙。《礼记·中庸》所谓“今天下车同轨”，并不是有人把天下的车辙大小

都规定下来，而是规定了车子的统一尺寸，车轮的轨辙就自然一致了。

附带说一说轫。轫不是车子的组成部分，而是阻止车轮转动的一块木头。

行车时先要把轫移开，所以启程称为“发轫”。引申开来，事情的开端也叫

“发轫”。

辕是驾车用的车杠，后端和车轴相连。辕和是同义词。区别开来说，夹

在牲畜两旁的两根直木叫辕，适用于大车；驾在当中的单根曲木，适用于小

车。所以《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步挟以

走。”

车辕前端驾在牲口脖子上的横木叫做轭。轭和衡是同义词。区别开来说，

轭用于大车，衡用于小车。所以《论语·卫灵公》说：“在舆则见其倚于衡

也。”

车辕前端插上销子和轭相连，叫做。和是同义词。区别开来说，

用于大车，用于小车。所以《论语·为政》说：“大车无倪，小车无，其何

以行之哉?”

古人乘车尚左(以左方为尊)，尊者在左，御者在中，另有一人在右陪乘。

陪乘叫做骖乘，又叫车右。所以《左传·宣公二年》说：“其右提弥明知

之。”兵,车情况不同。主帅居中自掌旗鼓，御者在左，另有一人在右保护主

帅，叫做车右。一般兵车则是御者居中，左边甲士一人持弓，右边甲士一人

持矛。

驾车的马如果是三匹或四匹，则有骖服之分。两旁的马叫骖，中间的马叫

服。一说服之左曰骖，右曰。笼统地说，则骖和 是同义词。所以《楚

辞·九章·国殇》说：“左骖殪兮右刃伤。”王勃《滕王阁序》说：“俨骖

于上路。”

古代贵族的车马还有若干装饰附件，不一一叙述。

上文说过，战国以前马是专为拉车用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

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孔疏：“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

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但是孔疏又引刘炫的

话，以为左师展“欲共公单骑而归”，这是“骑马之渐”(开端)。我们认为春

秋时代可能有骑马的事，但那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

服骑射，才从匈奴学来了骑马。后来骑马之风才渐渐盛起来的。

参考资料：http://www.jnyzh.cn/iin/midschool/chinese6/g_book6/text9.htm

8、在中国古代，人们出行乘坐的都是什么车

先秦时期用车等级区分严格
周王拥有五种豪华专用车
车的原始功能就是一种运输和代步工具，但在今天却几乎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其实，在古代更是这样，“有车族”代表的是贵族。
在先秦时期，最能显示身份的是“路车”。
路车是先秦时期周天子及王后乘坐的车。路车也叫辂车，“辂”是绑在车辕上用来牵挽的横木，其驱动方式是，一木横遮车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
据《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依据装饰材料的不同，路车共有五种车型，称为“王之五路”：玉路，车辕及衡端毂头与轭之末皆以玉为饰；金路，车材之末皆以金为饰；象路，车材之末皆以象牙为饰；革路，用皮革包裹车上一些材料的末端并涂上漆；木路，无前面四种装饰材料，仅加漆。
从上述可以看出，路车制造工艺考究，装饰豪华。后来周王将之当做重要待遇，赠给诸侯和宗室贵族、亲戚乘坐、享受。
在周代，王后也有专用豪车，款式同样有五种，称为“王后之五路”：即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其中的辇车，系人力牵引的小车，这从“辇”字的结构上就能看出来：两“夫”拉一“车”。
先秦时，贵族一般还拥有“田车”，就是打猎时的代步工具。这种车用四匹膘肥体壮的马牵拉，“马力”十足。另有一种“輶车”，这是一种轻车，带帷幕，供王的使臣乘坐。
先秦时人乘车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阶层用不同的车子，侯、卿、大夫、士、庶人乘坐的车子，分别叫夏篆、夏缦、墨车、栈车、役车。这些车的主要区别表现在豪华程度和所用材料上，一个比一个差。役车最差，是一种带货箱的车子，老百姓常用其拉货拖柴草什么的，当然也载人。
秦始皇东游乘坐“辒辌车”
汉代民间开始使用驴车
到了秦汉，车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民间普遍开始使用。先秦时期，主要是马车、牛车，这一时期除了马车、牛车，还出现了现代仍能看到的驴车、骡马车。
与先秦时周王一样，秦朝皇帝也有自己的豪华专车，且豪华程度大大超过以往。秦朝皇帝专车主要有金根车、安车、步辇车，秦始皇东游坐的就是安车。安车是当时的顶级豪车，据南朝宋裴驷《集解》注引，安车“如衣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故名之 辒辌车 也”。
辒辌车的厢体是封闭的，有可开启的窗户，便于调节车内温度，可坐可卧，与现代的房车很相似。因为秦始皇尸体是用此车运回咸阳，辒辌车此后成了专用丧车。
当时还有一种輚车，这种车又称卧车、寝车。从名字中便可以知道，这是一种可以在车上睡觉的高级卧铺车，专供达官贵人乘坐。輚车也属于高级公务用车系列，用马牵拉。
《集解》中提到的“衣车”，则是古代贵妇人乘用的专车，前面开门，后面用帷幕遮蔽，也是一种高级车，又称为軿车，可乘坐多人。在汉魏时，属皇家用车，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等才有资格乘坐。
民间出行，更多使用的是马车，秦汉时用于载人的马车，有轿式和敞篷式两种，轿式马车的车厢是封闭的，跑长途一般都坐这种车。
秦汉民间交通用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驴车、骡马车。驴、骡马并不是中国内地原产，而是从西域过来的。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考证，“尝考驴之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
由于驴便宜，驮人拉车都可以，又适宜用于羊肠小道和山地运输，所以一经传入，即为民间所用，时精明者还买毛驴出租给人家跑运输。据《东观汉记》记载，大名鼎鼎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便干过这种事情，当年到长安“读大学”期间，与同宿舍的韩生合伙买了头毛驴，供人租用，赚钱补贴在长安的生活开支，不少现代人戏称刘秀此举是勤工俭学。
汉献帝刘协出行乘坐牛车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羊车
魏晋南北朝时，乘坐牛车最为时髦。
牛车因为速度较慢，早期并不受贵族欢迎。但到了东汉末年，由于长期战乱，马匹大量减少，无马车可乘，此时的贵族慢慢开始接受牛车，到最后连宫廷用车、公务用车，也都使用牛车，汉献帝刘协出行乘坐的便是牛车。
现代考古往往能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里，发现随葬冥器牛车，就是这个原因。
东晋时，皇家专用的衣车、书车、轺车、药车、画轮车等都用牛来拉，连帝王外出巡幸也乘牛车。即便当时的全国首富石崇，其豪华用车也是牛车。据《晋书石崇传》记载，石崇与王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可见石崇与王恺坐的都是牛车。
这一时期的牛车也最讲究，驾车的牛选用性情较温和的黄牛。贵族所用牛车，一般有通幰牛车、偏幰牛车、敞篷牛车等三种款式。通幰牛车档次最高，车顶自前至后罩一顶大帷子；偏幰牛车的帷子，只遮住车篷；敞篷牛车，则没有篷子。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中间，还流行过坐羊车。羊车是不可以用来作较长距离旅行的，一般都当做游玩取乐用车。西晋武帝司马炎就喜欢在后宫里坐羊车乱逛，羊车停在哪个妃子的门口，就夜宿哪个妃子处。据《晋书胡贵妃传》记载，一些妃子为与胡贵妃争宠，想出了不少招儿，或将竹叶插在门前，或是在地上洒盐水，诱引羊过来。
在民间，这一时期使用驴和驴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成为以后中国老百姓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魏晋南北朝时造车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在中国车具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指南车”和与现代计程车原理相同的“记里鼓车”，都是在这一时期得到应用的。
隋唐时期 “步辇” 开始盛行
皇家“肩舆”“步辇”五花八门
车是因为交通出行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到了唐代，由于经济实力的提高，各地人员交流、货物往来都比以往更为频繁，这一时间出现了许多提供运输用车的车坊，以及生产和修理车辆的手工工场。但在隋唐时期，车型却没有大的变化和发展，只是贵族用车的排场更大。
隋炀帝首巡江都（今扬州）时，用工十余万，大造车舆，仪仗队长达20余里。从扬州回洛阳，摆了一个千乘车、万匹马的进京仪仗队。唐朝皇家也有自己的大型车队，但相对隋朝来说用车较少，只在国家重大事件出行时才使用，倒是民间用车颇为活跃。
唐朝民间乘用的车，讲究实用，装饰较为朴素，有的是马车，有的是牛车，一般都是用一匹马或牛拉驾。当时的文人喜欢坐马车或牛车游山玩水，诗人杜牧便是爱车一族，出游总要乘车，其著名诗篇《山行》描写的便是乘车外出时所见，不然也不可能说“停车坐爱枫林晚”。
与魏晋时代相比，隋唐人乘车也有自己的流行风，以贵族为例，喜欢坐辇或舆。据《唐会要》记载，隋唐皇家专用辇的规格多达7种，分别为大凤辇、大芳辇、仙游辇、小轻辇、芳亭辇、大玉辇、小玉辇；舆有3种：五色舆、常平舆、腰舆。
隋唐时的辇、舆与秦汉时有很大不同，放弃安装轮子，而使用人力抬，这种辇车或舆车，被称为“步辇”或“肩舆”。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就是当时这种用车风尚的反映，图中唐太宗坐在由几个宫女抬着的步辇上，接见吐蕃使臣。
到了中唐以后，辇和舆逐渐从宫廷普及到了民间，尤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出行多乘辇和舆。这种辇和舆，便是后来轿子的前身。
元代出现观光“长车”
明代已有载人“轿车”
宋承唐制，车的款式与唐朝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和发展，可能当时人们更重视水路交通工具舟船的发展。到了元朝，车子才又有所发展，这一时期主要有马车、牛车，在民间还有大量的驴车。
在一些城市，还出现了专供租用的、以马或牛驾挽的“长车”。马可波罗当年来华到达杭州时，曾看到时人坐这种长车：杭州城“大道之上，常见长车往来，车有棚垫，足容六人。满城之男女日租此车以供游乐之用，是以时时见车无数。”从马可波罗的记述来看，这种车有点像今天旅游景区的观光车。
明朝民间陆路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车、牛驴车、独轮车、驮子和轿子。明朝的骡马车是最有特色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有记述，当时的骡马车有四轮、两轮之分。四轮车前后备有一横轴，轴上竖立短柱，上端安装纵梁，纵梁承载车厢。当车停下、骡马脱驾时，车厢平正，非常安稳。
骡马车属于大型车辆，多用来运输物资，日常载人用得最多的还是两轮车和独轮车。
专门用来载人的两轮车，叫轿车。这种轿车与现代的燃油轿车是两回事，轮子比较大，一般用马、骡、牛来牵引。车身上安置木制或竹制车厢，有的前后开门，有的两侧开门。厢侧有窗，用布帷遮挡，上面有盖，以避风雨。车有两人座或多人座，因车厢像轿子故名。这种轿车当时是供官员、商旅使用的；在农村，一般在办红白事时用其接送宾客。
清朝中前期的车与明朝没有多大的区别，到晚清，变化就大了。随着火车、汽车、电车等西方现代交通工具的引入，中国普通人出行可选择的交通工具变得越来越多。

9、中国古代马车

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表明，我国在商代晚期已使用双轮马车。但关于中国马车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悬而未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马车起源于本土，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马车来源于中西亚或欧亚草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起源于公元前30世纪中期的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马车，在商代晚期时辗转传入我国。近日，媒体关于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车辙的报道，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一个话题再度被提及：中国古代马车起源何处？
二里头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都城遗址，遗址中车辙的发现把我国用车的历史提早了约200年。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翟镇二里头村西南角，占地300多万平方米，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最近在这个遗址发现了一座至少距今约3600年的大型古代宫城，这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同期，在这座宫城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余，且继续向东西延伸。车辙辙沟呈凹槽状，其内可见下凹而呈现出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博士说，从发现的车辙看，当时的车体较窄，只有1米左右，而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的轨距一般为2米多，距此可推测，在二里头宫殿区南侧大路上留下辙印的双轮车，很可能是具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是人力车还是使用牲畜驾车，使用什么牲畜驾车，都有待考证。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用车的传统早在商代以前数百年就已经出现了。”许宏博士说，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特征较为接近，形体较小，与安阳殷墟发现的马车有很大的区别。另外，在中国晚商以前的遗址中也罕见马的骨骸。因此，我国商代晚期以马驾车的习俗，目前尚未在考古学上找到其当地的源头，晚商时期马车的起源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中国的车是夏代奚仲发明的，但从考古来看，奚仲造车还只是一个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郭物认为，从古籍中的记载看，车的发明应归功于夏朝的车正奚仲。《夏书·甘誓》记载了夏初爆发了一场车战。《吕氏春秋简选》记载商族首领成汤推翻夏桀的战争中也使用了战车。
北京大学林梅教授通过研究造车修车的工具来追溯中国造车的历史，时代可以早到夏代。早期的青铜工具多集中在新疆、甘肃地区，奚仲的早期活动地域正在甘肃东部一带，因此奚仲造车是有可能的。他认为中国没有发现早期的车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车是木制的，故不能保存到至今，或者是没有用车随葬的习俗，因此我们今天见不到。
郭物说，从考古发现看，中国的双轮辅式战车几乎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已经找到了一些车子的残迹，但还不能准确地弄清车子的全貌。因为木质的车子腐朽后，仅仅在黄土中保留着木头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的带领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先在河南辉县琉璃阁成功地剥剔了战国时代的车子。根据木痕弄清了它们的形状和细部尺寸，还作了初步的复原。有经验之后，发掘出了一系列商代晚期的车子，而且知道商代贵族陪葬的车马坑大多位于主墓的西南方向。令人惊讶的是商代晚期的战车结构工艺很复杂，十分完善，没有发现原始阶段的车。
在古代，这种材料多样、结构复杂、需要不同工种合作、经过很多工艺流程的机械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一开始国外学者异口同声地宣称中国的战车是从西方传入的。中国文献上明明记载了奚仲造车和夏代使用战车的历史，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考古学家削尖脑袋想在中国找出车的原始阶段。可是找来找去，早于殷墟的地层就是没有车，只有文献的证据，而这些文献记载经过一番考证，有些又是可疑而不可靠的。
1996年，在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的一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底层路土面靠近城墙的部位发现了两道东西向顺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已经发掘的车辙长14米，轨距只有120厘米左右。偃师商城约为公元16世纪左右，这个时间，比西方最早出现马车的时间——无论是草原还是西亚——都要晚500年。所以单从时间来讲，还是不能排除马车西来的可能。
郭物认为，二里头遗址的车辙为探索中国早期的车提供了重要线索。但是，中国夏代奚仲造车还是一个未解的谜。
专家把中国商周时期的轮辐战车与西方的战车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属于同一系统，有共同的源头。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中国商周时期的轮辐战车与欧亚草原、埃及和西亚的马车相比，会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一些细微的地方也一样，研究东西方战车的王海城先生在详细比较了东西方战车的基础上，把这些相同点进行了归纳。他发现东西方战车都使用辅式车轮，采用的技术都是揉木为轮(即用火反复烤木材，乘木材热的时候，反复对它施加外力，使木材达到人想要的形状)；马衔、马鞭、弓形器的形制相似；系驾方法类似或存在承接关系；都采用了同样的技术制造马车，对马车的维护方法也有相通之处，而且都是由上层统治阶级控制着马车的生产；都是统治阶级炫耀权力的工具，马车的使用具有等级。马车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不是太大。
从构造到功能有如此多的共同特征，说明它们属于同一系统，有共同的源头。当然，东西方的马车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差异，主要体现在马车的大小、车马器的质地、装饰上，这种差异是由东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造成的。而且，如果马车是从西方传入的话，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在这种传播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异恰恰是合情合理的。
附图：
河南安阳郭家庄车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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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发掘的殷代车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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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车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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