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车辆

1、古代有没有汽车？

在古代是没有汽车的.

在127年前的今天，1886年1月29日 (农历腊月廿五)，世界上公认第一辆汽车诞生。
这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程度问题，古代还是封建专制的王朝，资本主义没有，工业革命更加谈不起。
1769年，法国人N·J·居纽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蒸汽驱动的三轮汽车。这辆汽车被命名为“卡布奥雷”，车长 7.32m ，车高 2.2m ，车架上放置着一个像梨一样的大锅炉，前轮直径 1.28米 ，后轮直径 1.50米 ，前进时靠前轮控制方向，每前进12～15min需停车加热15min，运行速度3.5～ 3.9km/h 。1771年造出第二部车，没有真正跑过，现置于法国巴黎国家艺术馆展出。尽管居纽的这项发明失败了，但却是古代交通运输（以人、畜或帆为动力）与近代交通运输（动力机械驱动）的分水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汽车的发展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经100多年来的不断改进、创新，凝聚了人类的智慧和匠心，并得益于石油、钢铁、铝、化工、塑料、机械设备、电力、道路网、电子技术与金融等多种行业的支撑，带动了它们的发展，成为今日这样具有多种型式、不同规格，广泛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多种领域的交通运输工具。自1970年以来，全球汽车数量几乎每隔15年翻一番，2013年全球汽车产量8738万辆，据预测至2014年世界范围汽车保有量将达12亿辆。

2、简述中国古代车发明史

试论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

王星光
车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曾作为古代战争的主要装备，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有很大的影响。车的发明及其牵引动力的利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中国的车源自本土
车是最早出现的带有轮子的陆上交通工具。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在西亚的两河流域、中东欧地区较早出现了车子。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文化泥板上的象形文字——车，距今约有5500年的历史。在这一地区还发现了描绘在彩陶钵上的双轮车图形及粘土制车模型，距今都在5000年左右。而经科学发掘的最早的车的实物遗存，也出现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地区，在基什王墓等古墓中出土的四轮车，所在的年代都被推定在距今4600年~4500年之间[1]。
与西亚的两河流域相比，中国发现的古车遗存的年代相对较晚，见于报道的没有早过夏代时期。因此，早有西方学者主张中国的古车来源于西亚。我国也有学者赞同这种观点[2]。但这种观点也遭到了不少中国学者的质疑，他们从中国马车和西方马车的形制、系驾方法和马具组合及形式等方面的区别，论证了中国商代的马车与西亚的马车差异之处颇大，应出自不同的车制系统。在两河流域的边缘地带及更外围的地区，车的出现明显地晚于两河流域，而且中国濒临的南西伯利亚、蒙古地区车的出现也比我国殷商时期的车要晚。由此作为反驳中国古车“西来说”的理由[3]。但是关于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的观点还缺乏较具体深人的论证。
笔者是赞同中国的车源于本土的。为此，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进一步地论证。
首先，我国虽然还未发现夏代以前车的遗物，但历史上却流传有许多黄帝时期发明车的传说，其时代在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末期，这一年代数据恰与西亚出现车的时代大致相当。有关造车的传说连绵不断，除了黄帝外，还有伏羲氏、少昊、尧、奚仲、吉光、相土、王亥等，单在车这一个器物上，就集中出现了这么多有名可考的人物，这在世界车的发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车系我国的独立发明，古人对此是确信不疑的；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了车的不断改进的变化过程。
见于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载主要有：
《周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这里把用牛和马牵引的车，归之于黄帝及尧、舜。《周易·系辞》为孔子所作，这说明孔子也是主张车是由黄帝或在黄帝时代发明的。
《汉书·地理志》：“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史学家班固也是主张黄帝造车的。
《古史考》：“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东汉的谯周也赞同黄帝造车。
《艺文类聚》：“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太平御览》：“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这说明唐宋时的文献中承袭了黄帝造车的观点。
《宋史·舆服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雾，军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车。”
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则称：“黄帝有熊氏始见转篷而制车。”
从以上的古代文献可知，自先秦到清代，关于黄帝造车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尽管其中也夹杂有奚仲等人造车的记载。如《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对此，清代考据家毕沅解释道：“《左传》奚仲为车正之官，尔非造车也，《尧典》云‘车服以庸’，则车由来久矣，盖实始于黄帝。”[4]这说明前人对黄帝造车的传说是笃信不移的。不过，合理的解释也许是，黄帝是车的发明者，当时牵引的动力可能是人力。奚仲等人是车的改进者或管理者。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车的发明，应以轮转器具的制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先决条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石纺轮、陶纺轮，特别是琢制而成的轮型器具，应是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先驱。黄帝时代大约和仰韶文化时期相当。结合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述，在距今大约5000年的黄帝时代出现车，是合乎情理的。这与西亚出现早期车的年代也是接近的。
其次，与车的“西来说”相反，无论是早期车的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的车的实物遗存，都出现在我国中东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不在西部地区，也不在“有可能”传人中国的北部地区。这与从传播学的角度论证中国马车“西来说”的传播路线形成了截然的对比。
如上所述，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奚仲造车。当然，也有奚仲之子吉光造车及商的先祖相土、王亥“乘马服牛”的记载。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黄帝活动的主要地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其中在河南活动的记载和传说中留下的遗迹更丰富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为有熊。”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宋代罗泌《路史》道：“黄帝开国于有熊，今郑之新郑。”可见其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的中部一带。奚仲，相传为与夏禹同时的人，居于薛，即今山东省滕州东南；迁于邳，为今山东省微山西北。而商的先公相土及王亥是居于今商丘一带的。今本《竹书纪年》载，“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相土被排在契、昭明之后，为商人的第三代先公。而王亥是商人的第7世先公，也应在商丘一带活动。这显然是在远离西部、北部的中、东部地区的。
由于受到保存条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还未发现夏代以前的车的遗存。在代表夏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车马器遗物。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铃，考古学者推断为马铃；而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则可能是车马饰物[5]。最近，考古学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车辙长5米多，向东西延伸，辙沟呈凹槽状，其内可见下凹而呈现出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6]。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车的遗迹，它与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马铃、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车马饰物正可相互印证，说明夏代确已开始使用双轮车。车的遗迹也在偃师商城遗址的东北隅被发现。在该处商文化二期晚段的底层路面靠近城墙的部位，发现两道东西向顺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已发现车辙长14米，车辙轨距约1. 2米。考古学家由此断定，这是商代早期的双轮车子的车辙印痕，是商代早期车在我国使用的见证[7]。这与以前在偃师商城发现的青铜軎可相互验证。在郑州商城也发现有用来铸造车軎的陶范[8]，说明当时车上配件的生产已经批量化。参与偃师商城发掘的考古学者将偃师商城车辙遗迹的年代确定在早商文化的郑州二里岗时期，如果此说不谬，偃师商城车辙的年代距今约有35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则在距今3900年~3500年之间。将二里头文化的车辙及车马器遗物与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奚仲为车正”的记载相联系，可证夏代早已使用了车。夏代车子的考古文献资料尽管不算很早，但却与我国临近国家出土的车的遗存年代相当。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南部的辛达雪塔发现有5座车马坑墓，其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之间。在前苏联谢万湖墓葬中出土的双轮马车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又在前苏联的亚美尼亚的拉夏辛发现15辆车子，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有学者主要根据以上材料认为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接受了两河流域与欧洲的“西式马车”后，将其逐步改进为双轮马车，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传播，最后到达中原地区，并由此认为“中国的马车应当是从西邻的中亚直接发展过来的”[9]。实际上，若单从年代对比的角度来看，中亚地区车出现的年代与中国夏代车的年代（公元前2046年~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当。也就是说，在中亚地区出现马车的同时，我国的中原地区也出现和使用了车。这就很难将中亚车传入中国的过程讲清楚。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卜辞甲骨和殷代车马坑，为研究我国早期的车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形体的车字。从中可知，殷车已由轴、轮、单辕、衡及双轭构成。有关兵车作战、商王乘车狩猎、用车祭祀和驯服驾车之马的卜辞均较丰富。在属于武丁时期的殷墟文化一期的甲骨卜辞中，即已发现使用马车的记录。如：
“甲午，王往逐兕，小臣载车，马硪驭王车，子央亦坠。”(《菁》一·一)
“丁卯，王狩敝，（永兄）车马……在车，毕马亦……”(《佚》九八O)
自殷墟发掘以来，共发现车马坑18座，内出殷代车子20辆。经过考古人员的精心清理，使我们对商代晚期车的结构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这些车子可分为用于代步的乘车和作战用的战车。车子主要由两轮、一轴、一辕、一衡构成，在轴和辕之间安置有长方形车舆，车舆后面有可供上下的车门。衡上有的装饰以铜兽面饰，其两侧各置有轭，用于服马。驾车的马多为两匹，也有的为四匹。在车马坑中，常发现有数量繁多的青铜车饰和马饰，十分精美华丽[10]。这些车子的结构已十分复杂，显示出高超的制造技术。这正说明我国车的历史悠久，已经走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阶段，到殷代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程度。
总之，从我国古代文献和流传至今的黄帝时代发明车的传说中，可知我国已有5000多年利用车的历史。这和两河流域出现车的时代相差不远。并且，这些传说丰富生动，可资稽考，代代相传。在我国发现早期车的地域又多集中在中原及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与“西来说”者认为的车子可能先传人我国西北、北方等边境地区的推测相距甚远，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和缺环。因此，中国的车应是源于本土的。
二、商人是我国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的先民
车是引重致远的交通工具。为了达到引重致远的目的，就要解决车的动力问题，不然，就很难使车的使用得以推广。商族是一个善于迁徙的民族。《尚书·盘庚》记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张衡《西京赋》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是说商人常常迁徙不定，在立国之前的先商时期，已迁移了8次，立国之后，又迁都5次。商人又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经商也要不断到远离故土的地方贸易。总之，不管举族的大规模迁徙，还是到各处经商，都离不开交通工具。不然，整个部族的迁徙，男女老幼，浩浩荡荡，各种物资和生活物品，堆积如山，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车辆，这样大规模的迁移，单靠肩扛手提是很难进行的。到远处去进行商品交换的贸易活动同样也离不开车辆。而古文献中有关商人先祖在“乘马”、“服牛”方面的记载，正与车的制作和改进以及用牲畜挽拉车辆技术的应用有关。
车辆是满足这些需要的重要条件和工具。为此，商人很早就注意驯服并选择用来驾车的牲畜。不难想像，刚一开始，驾车的动物应是种类繁多的，因为商人有极高的驯服动物的本领。《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就连庞大的大象也能驯服，可见商人驯养动物技能的高超。实际上，大象也有拖曳重物的能力。万震《象赞》：“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目不逾稀，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形如丘徒。”[11]诗中已认识到大象的“服重致远”功用。除了牛和马之外，后世记载驾车的动物还有鹿、狗、羊等，这说明选择适于驾车的动物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驯服了牛、马，并最终将这两种牲畜确定为最适宜牵引车辆、“负重致远”的动物，这和车辆的发明一样，在人类的文明史及交通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代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多把利用马和牛驾车的技术归功于商人的先公相土和王亥。
《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
今本《竹书纪年》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
《荀子·解蔽》：“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唐代杨倞释道：“《世本》云：‘相土作乘马。’杜与土同。乘马，四马也。四马驾车，赵(肇)于相土，故日‘作乘马’。以其作乘马之法，故谓之乘杜。”可见，杨倞认为相土又可称为乘杜。现在看来，将杜释为土是很有道理的，但对“乘”字的解释有些牵强。清代学者王先谦指出：“相、桑，古同声，故借‘桑’为‘相’。”而隶书“桑”字和“乘”字“二形相似”，下文又紧接“乘马”，故杨倞误桑为乘[12]。由此看来，乘杜并非相土的别名，而是前人讹化造成的，《荀子》提到的发明用马驾车技术的乘杜应为“桑土”，实际上就是相土。
古人把服牛驾车技术的发明归之于商族先公王亥。
《世本·作篇》：“胲作服牛。”胲即为亥。
古本《竹书纪年》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是说王亥将其驯养的牛托寄给有易氏和河国之君。这也说明王亥是驯养牛的高手，并且规模是相当大的，不然不会将驯养、饲养的牛托给两个部族首领来代管。
《吕氏春秋·勿躬》：“王氷作服牛。”氷字应因与亥形相近而误，王氷即是王亥。[13]
《山海经·大荒东经》亦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易经·大壮》和《楚辞·天问》等文献中都重复记载了这个故事，说明先秦时期王亥牧牛及驯牛驾车的故事仍在广为流传。
在商人的心目中，王亥是有着极高地位的先祖，祭祀王亥的牲牛一次竟多达50头。王国维先生指出，卜辞中对于王亥，“乃祭礼之最隆者”。并且认为，“然则王亥祭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14]。这是说，因为王亥是畜牧业及牛车的创始人，所以受到格外的尊重。
实际上，在王亥之前，还有一位商人的先公曹圉，也与畜牧有关。曹圉是商人始祖契的五世孙，曹即为饲喂牲畜的槽。圉的本义为养马的圈牢。《左传》昭公七年：“马有圉，牛有牧。”杜预注道：“养马曰圉。”《说文解字》释圉道：“一曰：圉人，掌马者。”养马人称圉，应与用牢圈养马有关，曹圉的得名也应当与他从事过养马的经历有关，或者说与他以槽牢从事养牲畜的活动有关[15]。曹圉也应该是在畜牧业上作出相当成就的人。
在商族的先祖中，从相土、曹圉到王亥，就有三位与畜牧及“服牛乘马”有关，这既反映了先商时期畜牧业的兴盛和悠久的传统，也正说明商族的几代先公在牛车和马车的驾御利用方面的贡献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史实根据的。对此，《管子·轻重戊》总括道：“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这里的“殷人之王”，应为商汤建国之前的殷先王，指的应是相土、曹圉和王亥。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商族的代表，正说明商人应是我国最早掌握和利用驾驶牛车和马车技术的先民。
上述文献记载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进一步的论证。
首先，从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看，先商时期出现较发达的畜牧业是可信的。畜牧业是在原始狩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人们在狩猎时，将捕获到的健康的、或未受到较大伤害的动物圈养起来，渐渐的使其适应家养的环境，大致经过拘禁驯化、野外放养，最后进人定居放牧三个阶段。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早期的畜牧业[16]。在黄河中游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两座长方形畜圈，长6米~10米，宽1. 8米~2. 6米。周围有密集的柱洞，说明围有栅栏以圈养牲畜[17]。在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两座略呈圆形、直径约4米的圈栏，圈中还存有20米~30米厚的畜粪堆积，足证属畜圈无疑[18]。在河南郑州的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一处专门饲养牲畜的圈栏，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有马和牛的遗骨。如在上面提到的半坡遗址中出土有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在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甘肃永靖马家湾等相当于龙山文化的遗址中都出土有马的遗骨。这可以证明，至迟到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在我国北方马已被普遍驯养[19]。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牛的遗骨则发现的更多。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山东滕县北辛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不少牛的遗骨，尽管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排除家养的可能性。而进人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之后，出土的牛的遗骨大量增加，如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牛的牙齿。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有黄牛骨骼，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出土了牛骨，在河北邯郸涧沟也有牛骨出土。另在河南的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浙川下王岗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牛的遗骨[20]。将这些牛骨遗存与上述半坡等地的畜圈遗址结合起来考察，可见牛的驯养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商人的先祖契曾协助大禹治水，应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人物。依此而推，相土、王亥活动的年代，应该进入夏代的纪年了。因此，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畜牧遗存，进一步说明了先商时期畜牧业兴盛的真实可信。
其次，文献和传说中商人先祖活动的豫东地区适宜畜牧活动。在人类最早饲养的六种家畜中，牛和马都属于大型的以食草为主的牲畜。尽管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饲养牛马的牢厩，但饲养牛马的主要方式应该是放牧。而放牧活动需要开阔的田野或缓坡地带，以及与之伴生的丰富茂盛的野草。文献和传说中商族先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商丘地区。《左传》襄公九年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于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这是较早的有关商族先公居商丘的可信材料。《竹书纪年》也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等学者秉承近代学者王国维、董作宾等人早年的学术推测，将先商时代商人的活动区域界定在商丘一带，并在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21]。可见先商之居商丘说的久远影响。若将这一见解和商丘地区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很有道理的。商丘地区位于黄河和淮河冲积平原，这里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河流纵横，水源充沛，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草木丰茂，动物繁多，适宜大规模的放牧牛马。尤其在先商时期，从事农业的垦殖活动还相对缓慢，当有大量的闲置土地，这里应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牧场，而且，平坦开阔的土地也是驯服牛马、练习驾车的好地方。因此，商族的先祖相土、曹圉和王亥才把这里作为发展畜牧业、制造车辆、教人驾御车马的理想之地。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先商的农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正是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坚实基础和长期积累，制造车辆和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商族才得以逐步强大起来，进而“肇牵牛车远服贾”[22]，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起和发达。
第三，商丘地区史前考古的成果使先商时期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为商人先祖在商丘的活动提供了证据。在商丘地区进行商代文明来源的探索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民国二十五年 ( 1936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景聃先生到商丘进行考古调查，在永城县发现了造律台、黑堌堆等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蚌器等遗物，认为遗址的性质属于龙山文化[23]。之后的重要考古工作是从建国后的七十年代开始的。1976年~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3次在商丘地区各县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7处，殷商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址各15处，其他时代遗迹14处。其中以永城王油坊、拓城孟庄、睢县周龙岗等遗址较为重要。发掘者在永城王油坊遗址报告中指出：“统观整个文化面貌，可以说豫东商丘地区仍然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24]这种将商丘地区新石器文化认定为龙山文化的看法，是和李景聃先生的意见一致的。龙山文化直接衔接着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夏族原是和商族同时存在的部族，先商文化也应从龙山文化找到来源。到了1981年考古学者们发表豫东考古综合报告时，从睢县周龙岗等遗址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中认识到在龙山文化的上层堆积着殷商文化，并发现商丘的龙山文化与豫西的龙山文化有显著的区别，应称为“王油坊类型”。另外，根据仅见于商丘县坞墙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推断商丘地区应是二里头文化向东分布的边缘地带[25]。而孟庄遗址则是商丘地区发现的面积较大的早商文化遗存，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55±130年、公元前1790±130年、公元前1795±135年，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下层遗存年代相当[26]。这些发现都为探寻先商文明奠定了基础。
从1990年开始，以张光直先生和中方领队率领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开始对商丘地区进行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他们采用先进的手段和方法，开展了对商丘地区全新世时期生态环境的考察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自1994年以来发掘了商丘县潘庙、虞城县马庄和柘城县山台寺遗址，出土了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殷商文化、东周文化直到汉代文化的丰富遗存。其中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对探寻先商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发现有五间东西相连的房子。在这排房子南边约30米处，有一个略呈圆形的祭祀坑，其中埋有9头整牛和一个鹿头。对此，张长寿和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个牛坑使山台寺的龙山文化与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的联系。《世本·作篇》，‘核(亥)作服牛’……殷代先祖与家牛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别的朝代的祖先所没有的。殷商考古的遗址里常有祭牛的遗迹，牛是大牢，一个祭祀坑里有九条牛，表现祭祀重要与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龙山文化遗址里面这个发现是没有先例的，它或许说明龙山文化的一支，与其他地方的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发展平行，在豫东发展出来由山台寺可能代表的一支特殊的晚期龙山或岳石文化，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他们还指出：“商丘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要广泛深人的研究，它们可能就是早商和先商，也可能是早商和先商的近祖。”[27]他们从整牛祭祀坑，联想到发明服牛驾车技术的商祖王亥，进而推断出商丘地区与先商文明的密切联系。尽管目前的考古材料还有一定的缺环，并且有些学者对商丘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性质还存有疑义。但是，如果把文献记载和商丘地区的考古成果结合起来考察，两位张先生的推论应是很有道理的。
三、结语
车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和军事装备，也是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古代有关车的发明的记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考古学上也提供有较为有力的证据支持。因此，中国的车是起源于本土的。
商人具有善于迁徙和乐于经商的文化传统。商族的祖先相土、曹圉和王亥都在车的制作及用牛、马驾车上有重要贡献。这也同时说明商族是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并加以推广的部族。
商丘地区是商族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探寻先商文明的理想区域。商丘所处的广袤无垠的黄淮大平原，为牛、马等牲畜的放牧驯养和人们的驾车训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这里也应是我国马车和牛车的起源地之一。“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为商族的迅速崛起及商文明的广泛传播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当然，关于中国车是源于本土还是由域外传入的问题，目前还远没有得到解决。即使在以往的持中国牛车和马车本土起源说的论著中，由于没有将车的发明及应用与具体的早期人类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又缺乏对马(牛)车使用和推广地域的专门论证，也影响了人们对这一论点可靠性的认识。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有所补阙，指出先商时期商人在牛车及马车的利用和推广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商族人活动的辽阔的豫东平原则有可能是最早利用和推广牛车及马车的中心区域。当然，这只是为开展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点新的思路，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考古学上发现更早和更丰富的有关车的遗存。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3、古代车辆图片

http://image.baidu.com/i?ct=201326592&cl=2&lm=-1&tn=baiduimage&pv=&word=%D6%D0%B9%FA%B9%C5%B4%FA%B3%B5%C1%BE&z=0&fm=rs1
全在这里

4、在中国古代，人们出行乘坐的都是什么车

先秦时期用车等级区分严格
周王拥有五种豪华专用车
车的原始功能就是一种运输和代步工具，但在今天却几乎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其实，在古代更是这样，“有车族”代表的是贵族。
在先秦时期，最能显示身份的是“路车”。
路车是先秦时期周天子及王后乘坐的车。路车也叫辂车，“辂”是绑在车辕上用来牵挽的横木，其驱动方式是，一木横遮车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
据《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依据装饰材料的不同，路车共有五种车型，称为“王之五路”：玉路，车辕及衡端毂头与轭之末皆以玉为饰；金路，车材之末皆以金为饰；象路，车材之末皆以象牙为饰；革路，用皮革包裹车上一些材料的末端并涂上漆；木路，无前面四种装饰材料，仅加漆。
从上述可以看出，路车制造工艺考究，装饰豪华。后来周王将之当做重要待遇，赠给诸侯和宗室贵族、亲戚乘坐、享受。
在周代，王后也有专用豪车，款式同样有五种，称为“王后之五路”：即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其中的辇车，系人力牵引的小车，这从“辇”字的结构上就能看出来：两“夫”拉一“车”。
先秦时，贵族一般还拥有“田车”，就是打猎时的代步工具。这种车用四匹膘肥体壮的马牵拉，“马力”十足。另有一种“輶车”，这是一种轻车，带帷幕，供王的使臣乘坐。
先秦时人乘车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阶层用不同的车子，侯、卿、大夫、士、庶人乘坐的车子，分别叫夏篆、夏缦、墨车、栈车、役车。这些车的主要区别表现在豪华程度和所用材料上，一个比一个差。役车最差，是一种带货箱的车子，老百姓常用其拉货拖柴草什么的，当然也载人。
秦始皇东游乘坐“辒辌车”
汉代民间开始使用驴车
到了秦汉，车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民间普遍开始使用。先秦时期，主要是马车、牛车，这一时期除了马车、牛车，还出现了现代仍能看到的驴车、骡马车。
与先秦时周王一样，秦朝皇帝也有自己的豪华专车，且豪华程度大大超过以往。秦朝皇帝专车主要有金根车、安车、步辇车，秦始皇东游坐的就是安车。安车是当时的顶级豪车，据南朝宋裴驷《集解》注引，安车“如衣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故名之 辒辌车 也”。
辒辌车的厢体是封闭的，有可开启的窗户，便于调节车内温度，可坐可卧，与现代的房车很相似。因为秦始皇尸体是用此车运回咸阳，辒辌车此后成了专用丧车。
当时还有一种輚车，这种车又称卧车、寝车。从名字中便可以知道，这是一种可以在车上睡觉的高级卧铺车，专供达官贵人乘坐。輚车也属于高级公务用车系列，用马牵拉。
《集解》中提到的“衣车”，则是古代贵妇人乘用的专车，前面开门，后面用帷幕遮蔽，也是一种高级车，又称为軿车，可乘坐多人。在汉魏时，属皇家用车，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等才有资格乘坐。
民间出行，更多使用的是马车，秦汉时用于载人的马车，有轿式和敞篷式两种，轿式马车的车厢是封闭的，跑长途一般都坐这种车。
秦汉民间交通用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驴车、骡马车。驴、骡马并不是中国内地原产，而是从西域过来的。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考证，“尝考驴之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
由于驴便宜，驮人拉车都可以，又适宜用于羊肠小道和山地运输，所以一经传入，即为民间所用，时精明者还买毛驴出租给人家跑运输。据《东观汉记》记载，大名鼎鼎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便干过这种事情，当年到长安“读大学”期间，与同宿舍的韩生合伙买了头毛驴，供人租用，赚钱补贴在长安的生活开支，不少现代人戏称刘秀此举是勤工俭学。
汉献帝刘协出行乘坐牛车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羊车
魏晋南北朝时，乘坐牛车最为时髦。
牛车因为速度较慢，早期并不受贵族欢迎。但到了东汉末年，由于长期战乱，马匹大量减少，无马车可乘，此时的贵族慢慢开始接受牛车，到最后连宫廷用车、公务用车，也都使用牛车，汉献帝刘协出行乘坐的便是牛车。
现代考古往往能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里，发现随葬冥器牛车，就是这个原因。
东晋时，皇家专用的衣车、书车、轺车、药车、画轮车等都用牛来拉，连帝王外出巡幸也乘牛车。即便当时的全国首富石崇，其豪华用车也是牛车。据《晋书石崇传》记载，石崇与王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可见石崇与王恺坐的都是牛车。
这一时期的牛车也最讲究，驾车的牛选用性情较温和的黄牛。贵族所用牛车，一般有通幰牛车、偏幰牛车、敞篷牛车等三种款式。通幰牛车档次最高，车顶自前至后罩一顶大帷子；偏幰牛车的帷子，只遮住车篷；敞篷牛车，则没有篷子。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中间，还流行过坐羊车。羊车是不可以用来作较长距离旅行的，一般都当做游玩取乐用车。西晋武帝司马炎就喜欢在后宫里坐羊车乱逛，羊车停在哪个妃子的门口，就夜宿哪个妃子处。据《晋书胡贵妃传》记载，一些妃子为与胡贵妃争宠，想出了不少招儿，或将竹叶插在门前，或是在地上洒盐水，诱引羊过来。
在民间，这一时期使用驴和驴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成为以后中国老百姓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魏晋南北朝时造车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在中国车具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指南车”和与现代计程车原理相同的“记里鼓车”，都是在这一时期得到应用的。
隋唐时期 “步辇” 开始盛行
皇家“肩舆”“步辇”五花八门
车是因为交通出行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到了唐代，由于经济实力的提高，各地人员交流、货物往来都比以往更为频繁，这一时间出现了许多提供运输用车的车坊，以及生产和修理车辆的手工工场。但在隋唐时期，车型却没有大的变化和发展，只是贵族用车的排场更大。
隋炀帝首巡江都（今扬州）时，用工十余万，大造车舆，仪仗队长达20余里。从扬州回洛阳，摆了一个千乘车、万匹马的进京仪仗队。唐朝皇家也有自己的大型车队，但相对隋朝来说用车较少，只在国家重大事件出行时才使用，倒是民间用车颇为活跃。
唐朝民间乘用的车，讲究实用，装饰较为朴素，有的是马车，有的是牛车，一般都是用一匹马或牛拉驾。当时的文人喜欢坐马车或牛车游山玩水，诗人杜牧便是爱车一族，出游总要乘车，其著名诗篇《山行》描写的便是乘车外出时所见，不然也不可能说“停车坐爱枫林晚”。
与魏晋时代相比，隋唐人乘车也有自己的流行风，以贵族为例，喜欢坐辇或舆。据《唐会要》记载，隋唐皇家专用辇的规格多达7种，分别为大凤辇、大芳辇、仙游辇、小轻辇、芳亭辇、大玉辇、小玉辇；舆有3种：五色舆、常平舆、腰舆。
隋唐时的辇、舆与秦汉时有很大不同，放弃安装轮子，而使用人力抬，这种辇车或舆车，被称为“步辇”或“肩舆”。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就是当时这种用车风尚的反映，图中唐太宗坐在由几个宫女抬着的步辇上，接见吐蕃使臣。
到了中唐以后，辇和舆逐渐从宫廷普及到了民间，尤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出行多乘辇和舆。这种辇和舆，便是后来轿子的前身。
元代出现观光“长车”
明代已有载人“轿车”
宋承唐制，车的款式与唐朝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和发展，可能当时人们更重视水路交通工具舟船的发展。到了元朝，车子才又有所发展，这一时期主要有马车、牛车，在民间还有大量的驴车。
在一些城市，还出现了专供租用的、以马或牛驾挽的“长车”。马可波罗当年来华到达杭州时，曾看到时人坐这种长车：杭州城“大道之上，常见长车往来，车有棚垫，足容六人。满城之男女日租此车以供游乐之用，是以时时见车无数。”从马可波罗的记述来看，这种车有点像今天旅游景区的观光车。
明朝民间陆路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车、牛驴车、独轮车、驮子和轿子。明朝的骡马车是最有特色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有记述，当时的骡马车有四轮、两轮之分。四轮车前后备有一横轴，轴上竖立短柱，上端安装纵梁，纵梁承载车厢。当车停下、骡马脱驾时，车厢平正，非常安稳。
骡马车属于大型车辆，多用来运输物资，日常载人用得最多的还是两轮车和独轮车。
专门用来载人的两轮车，叫轿车。这种轿车与现代的燃油轿车是两回事，轮子比较大，一般用马、骡、牛来牵引。车身上安置木制或竹制车厢，有的前后开门，有的两侧开门。厢侧有窗，用布帷遮挡，上面有盖，以避风雨。车有两人座或多人座，因车厢像轿子故名。这种轿车当时是供官员、商旅使用的；在农村，一般在办红白事时用其接送宾客。
清朝中前期的车与明朝没有多大的区别，到晚清，变化就大了。随着火车、汽车、电车等西方现代交通工具的引入，中国普通人出行可选择的交通工具变得越来越多。

5、古代怎么如何称呼车

1、乘

用交通工具或牲畜代替步行； 乘坐。

2、舆

车中装载东西的部分，后泛指车：～马。肩～。

古车作为载车部分的车厢，叫“舆”。“舆”的左右两边立的栏杆和木板，叫轸〔yǐ以〕， 车的运转部分主要包括轮和轴。轮的中心是一个有孔的圆木，叫毂，用以贯轴。车轮的边框，叫辋〔wǎng网〕。

连接辋和毂的是辐。车轮的辐条有多有少，一般为30根。

3、骖

本意是古代驾在车前两侧的马，引申义是驾三匹马。

4、驷

古代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或套着四匹马的车。

5、木牛

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发明的一种运输粮草的交通工具。

古代皇帝座驾的尊称

龙辇，指皇帝乘坐的马车。龙辇前面由六匹骏马驾驭，车身镶嵌有金银玉器，宝石珍珠；车身还雕刻有龙凤图案，尽显皇家的尊贵豪华气派。

龙辇仅有皇帝和皇后可以乘坐，也是皇权至高无上的标志。龙辇相关记载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其中有“乘六马”的记载。

《后汉书·舆服志》中也有“天子所御驾六，余皆驾四”的记载，这些所描述都为龙辇原型。

6、中国的古代车辆有什么？（用文字列出来）

大车、牛车、、小车、驷马车、田车、兵车

7、车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

车在人类的进步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关于史前时代车的材料，主要有三类：实物，模型（陶制的及铜制的），图案（包括岩画）。就目前而言，世界上最早的车出现在中东地区与欧洲。

在中东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在乌鲁克文化时期（）进入文明时代。在乌鲁克文化时期的泥版上，出现了表示车的象形文字。从这些文字来看，当时的车是四轮的。

1974年，在叙利亚的耶班尔·阿鲁达（Jebel Aruda）发现了一只用白垩土做的轮子模型，直径8厘米，厚约3厘米，其年代也为乌鲁克文化时期。

轮子两面都有突出的轮毂。从整个模型来看，它应当是车轮的模型，这也是中东地区最早的车轮模型。此模型现藏叙利亚阿勒颇（Aleppo）的考古学博物馆（Archaeological Museum）。

此外在土耳其东部的阿尔斯兰特坡（Arslantepe）也出土过一只用泥土做的车轮模型，直径约7.5厘米，时代相当于乌鲁克文化时期。这个车轮模型的两侧同样有突出的轮毂。

1989年，在德国的夫林班克（Flintbek）发现的一座墓冢中，有三道车轮的印辙。从车轮的这些印痕上来推断，两个车轮之间的距离为1.1米至1.2米。

这些车轮印痕的校正年代为公元前3650年～公元前3400年，属于欧洲新石器时期的漏斗颈陶文化时期（Funnel Beaker Culture）。

在波兰南部的布洛诺西（Bronocice），发现了一只高约10厘米的残破陶器，时代约为公元前3530－公元前3310年，也属于漏斗颈陶文化。这些车的式样相同，都是四轮，独辕，辕呈Y形。

当时拉车的主要是牛。在德国洛纳（Lohne）的一块史前墓石上，有两头牛正在拉车的场面。这两头牛被套在轭上，轭又与辕相连，辕的末端则是D形的车箱。

此图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千年代后期。在斯洛伐克的拉多西那（Radosina），发现了一只同一时代的水槽形陶器，宽约10厘米，残长也为10厘米左右。

此器表示两头牛在拉车。在波兰的克拉兹尼克?杰拉（Kreznica Jara），还发现了一只陶制的把手，年代在公元前4千年代后期。这只把手被做成一对上了轭的动物形状（可能是牛），它们所拉的也应是车。

从上可知，欧洲早期车的基本式样是四轮，独辕，拉车的为双畜。这种属于公元前4千年代后期的车轮模型在欧洲的匈牙利等地也有。

总之，在两河流域、中欧及东欧都发现了公元前4千年代后期的车，这也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车。

车的最初发源地，大多数人认为，最早的车大概发明于上述地区内的某个地点（特别是两河流域），然后向四周传播。也有少数人认为，车是在欧洲及两河流域分别独立发明出来的。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在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

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多，且继续向东西延伸。车辙辙沟呈凹槽状，其内可见下凹而呈现出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夏代车辙，将我国用车的历史上推至距今3700年左右。

(7)古代车辆扩展资料：

马车的发展：

马的驯养最早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欧洲东部，虽然马的驯养比车的出现要早近千年，但长期以来，拉车的主要是牛而不是马。这是由于马与牛各自不同的特点所决定的。

由于早期的车比较笨重，适合用牛来拉，因为牛耐力强但速度慢。中外历史表明，牛车主要用作运输货物，马车则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等。

从牛车发展到马车，实际上是车性能的一次重大转变，即车从以载重为主要目的转变为以高速运行为主要目的，这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技术改进，例如缩小车身以减轻重量、主要采用两轮车的方式以解决转弯问题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是车轮的改进，即用辐式车轮来取代实心车轮。

辐式车轮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轮辋与轮毂是由许多根车辐连接起来的。有的轮辋是用一根木条制成的，也有的是由两根半圆形或几段半弧形的木条通过暗榫拼成的。

实心车轮是由粗厚的原木切割而成的，而辐式车轮的轮辋则是由富于韧性的小灌木经火烘烤弯曲而成的。因此，辐式车轮并不是通过对实心车轮进行一些简单的改进而发展起来的，它实际上是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

由于轮辋是由木条弯曲而成的，所以从木条的纹理上来看，它具有最大的承压能力。这样，与实心车轮相比，辐式车轮不仅重量较轻，而且不易破裂，更富弹性，适于高速运行。后来，人们又在轮辋上打上金属（铜或铁）钉，或者包上金属外缘，使轮辋更加坚固耐用。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车（交通工具）

8、古代的汽车是什么样的?

古代没有汽车

9、急需中国古代车辆的资料（最好有图片）。能否提供些网址。

http://.baidu.com/question/9250143.html?si=1
http://.baidu.com/question/29850.html?si=5
http://it.sohu.com/20040720/n221098168.shtml
http://www.hb.xinhuanet.com/jdwt/gumu/gm12.htm

古书上常见车马并举。例如《诗经·唐风·山有枢》说：“子有车马，弗

驰弗驱”，《论语·公冶长》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

憾”。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一般地说，没有无马的车，也没有无车的

马。因此，古人所谓御车也就是御马，所谓乘马也就是乘车。《论语·雍

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这是说乘肥马驾的车。古代驾二马

为骈，驾三马为骖，驾四马为驷。《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这

不在于说他有四千匹马，而在于说他有一千乘车。

古人说“服牛乘马”，可见马车之外还有牛车。马车古名小车，是供贵族

出行和作战用的；牛车古名大车，一般只用来载运货物。

古代马车的车厢叫舆，这是乘人的部分。舆的前面和两旁以木板为屏蔽，

乘车的人从舆的后面上车。《论语·乡党》说：孔子“升车必正立执绥”，绥

是车上的绳子，供人上车时拉手用的。

古人乘车是站在车舆里的，叫做立乘。舆两旁的木板可以倚靠身体，叫做

。舆前部的横木可以凭倚扶手，叫做式(轼)。古人在行车途中用扶式俯首的

姿势表示敬礼，这种致敬的动作也叫做式。所以《檀弓》说：“夫子式而听

之。”一般车舆上有活动装置的车盖，主要是用来遮雨的，像一把大伞。

车轮的边框叫辋，车轮中心有孔的圆木叫毂(孔是穿轴的)，辋和毂成为两

个同心圆。《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辐是一根一根的木条，一端接

辋，一端接毂。四周的辐条都向车毂集中，叫做“辐辏”，后来辐辏引申为从

各方聚集的意思。《汉书·叔孙通传》说：“四方辐辏。”

车轴是一根横梁，上面驾着车舆，两端套上车轮。轴的两端露在毂外，上

面插着一个三四寸长的销子，叫做辖(又写作、)，不让车轮外脱。辖是个

很重要的零件，所以《淮南子》上提到“夫车之能转千里所者，其要在三寸辖

”。后来引申为管辖的意思。露在毂外的车轴末端，古代有特定的名称叫軎(又

写作)，又叫轨。《诗经·邶风·匏有苦叶》说：“济盈不濡轨。”古人常乘

车渡水，这是说济水虽满并没有湿到车轴头，意思是水位不到半轮高。轨的另

一个意义是指一车两轮之间的距离，引申为两轮在泥道上碾出来的痕迹，又叫

做辙。《礼记·中庸》所谓“今天下车同轨”，并不是有人把天下的车辙大小

都规定下来，而是规定了车子的统一尺寸，车轮的轨辙就自然一致了。

附带说一说轫。轫不是车子的组成部分，而是阻止车轮转动的一块木头。

行车时先要把轫移开，所以启程称为“发轫”。引申开来，事情的开端也叫

“发轫”。

辕是驾车用的车杠，后端和车轴相连。辕和是同义词。区别开来说，夹

在牲畜两旁的两根直木叫辕，适用于大车；驾在当中的单根曲木，适用于小

车。所以《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步挟以

走。”

车辕前端驾在牲口脖子上的横木叫做轭。轭和衡是同义词。区别开来说，

轭用于大车，衡用于小车。所以《论语·卫灵公》说：“在舆则见其倚于衡

也。”

车辕前端插上销子和轭相连，叫做。和是同义词。区别开来说，

用于大车，用于小车。所以《论语·为政》说：“大车无倪，小车无，其何

以行之哉?”

古人乘车尚左(以左方为尊)，尊者在左，御者在中，另有一人在右陪乘。

陪乘叫做骖乘，又叫车右。所以《左传·宣公二年》说：“其右提弥明知

之。”兵,车情况不同。主帅居中自掌旗鼓，御者在左，另有一人在右保护主

帅，叫做车右。一般兵车则是御者居中，左边甲士一人持弓，右边甲士一人

持矛。

驾车的马如果是三匹或四匹，则有骖服之分。两旁的马叫骖，中间的马叫

服。一说服之左曰骖，右曰。笼统地说，则骖和 是同义词。所以《楚

辞·九章·国殇》说：“左骖殪兮右刃伤。”王勃《滕王阁序》说：“俨骖

于上路。”

古代贵族的车马还有若干装饰附件，不一一叙述。

上文说过，战国以前马是专为拉车用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

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孔疏：“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

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但是孔疏又引刘炫的

话，以为左师展“欲共公单骑而归”，这是“骑马之渐”(开端)。我们认为春

秋时代可能有骑马的事，但那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

服骑射，才从匈奴学来了骑马。后来骑马之风才渐渐盛起来的。

参考资料：http://www.jnyzh.cn/iin/midschool/chinese6/g_book6/text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