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入湘的车辆

1、福建省内要学造纸专业去哪个学校比较好

临湘市境地处湖南省东北角,当东经113°15’～113°45’、北纬29°10’～29°52’。市域西北滨长江水道与湖北省监利、洪湖隔江相望;东南依幕阜山与本省岳阳县和湖北省通城、崇阳、赤壁毗连；东、西、北三面嵌入湖北省境,是湘鄂两省交界之地,扼控由湘进鄂、由鄂入湘的咽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湘北门户”之称。

2、炎陵西互通匝道，终于改扩建完毕！春运入湘必看！

说到G0422武深高速，炎陵西匝道互通，大家一定不陌生。早在2018年春运，炎陵西互通，因为通行能力不足，曾爬上过全国高速公路拥堵排行第一的“宝座”，并在2019年春运，继续成为湘、粤、鄂三省南北向高速大动脉的重要交通堵点。

先天不足，平汝高速炎陵西互通北上压力山大！

时隔两年，2020年春运，被吐槽良多的炎陵西互通匝道，终于改扩建完毕，投入使用。

新修匝道是在原有仅一条车道的单匝道基础上，南北双向新增一条两车道的新匝道，并加宽了现有枢纽匝道路肩。新匝道开通后，与老匝道共同投入使用，极大提高了这一路段的通行效率。

新匝道的通行，终于让高速“肠梗阻”再次通畅，但通行武深高速依旧有很多注意事项，往返湘、粤、鄂，春运出行不看的盆友，只怕走冤枉路的机率极大！！

由于新匝道与原匝道共同使用，为方便识别，沿途新增了大量标识标牌，因此，大家在通行时，务必注意标识标牌上的提示，科学选择匝道通行。

炎陵西互通（南往北方向）3个通行出口

右侧为炎陵西收费站出口。中间为茶陵、武汉方向出口（新匝道，试通行），左侧为井冈山、炎陵东方向出口（老匝道，也可往武汉、茶陵方向）

建议经武深高速北上车辆提前选择中间的茶陵、武汉方向出口通行（遇该匝道拥堵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左侧井冈山、炎陵东方向通行）。

炎陵西互通（北往南方向）3个通行出口

右侧为深圳桂东方向出口（新建匝道，试通行）

中间为炎陵西收费站出口（老匝道，也可往深圳、桂东方向）

左侧为蒲炎高速主干道（往井冈山、炎陵东方向）

建议经武深高速南下车辆提前选择右侧深圳、桂东方向出口通行（遇该匝道拥堵的时候也可选择中间炎陵西收费站匝道通行）。

出、入匝道口需汇车并线谨防事故发生

受当地地形限制影响，新增匝道虽然有两条车道，但大部分匝道出口和入口，仍旧只能单车道通过。

为应对春运高速大流量，株洲高速交警在炎陵西互通匝道进行了渠道优化，用锥形桶等交通设施将每条车道区隔开来，尽量减少了匝道车辆并线机会，增大通行效率。

△匝道渠化后，匝道需要民警24小时昼夜值守，应对高峰流量

武深高速部分路段已提速

但在炎陵西互通请放慢车速！

去年底，G0422武深高速茶陵至汝城段、G1517莆炎高速炎陵炎睦段相继提速，小客车限速由原来的80公里/小时，升至100公里/小时。

但武深高速属于山区高速，炎陵西新开匝道又是桥梁式匝道，而在匝道两头都连接着长隧道群。车速提升，但却更需要大家谨慎出行，遇冰雪雨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请放慢车速，多一份小心。

近日，通过新匝道的试通行，我们又发现了武深高速通行的新变化：由于匝道通行能力增强，大量车流涌入，G0422武深高速交通节点北移，到了孟塘枢纽到平水枢纽路段。由于位处武深、泉南两条高速大动脉共线路段，又缺少了之前炎陵西互通匝道的制约，车辆的集中汇入，使之成为今年春运，武深高速又一通行难点。

同时，从昨天开始，春运进入春节前流量最高峰，G0422武深高速，从井坡入湘流量巨大，汝城南、桂东服务区持续饱和状态，田庄至沙田收费站沿线，北上车辆积压。

由此可见，虽然武深高速炎陵西互通匝道交通瓶颈已经打通，但受春运高峰流量影响，经湖南往返广东、湖北的朋友，在通行高速时，依旧要根据路面实际交通状况，灵活、科学选择北上和南下道路。在这提醒春运出行的朋友，请务必锁定收听广播，多渠道了解路况，选择最为科学可行的道路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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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临湘是市还是县,与华容县是啥关系

临湘市境地处湖南省东北角,当东经113°15’～410°45’、北纬29°10’～29°52’。市域西北滨长江水道与湖北省内监利、洪湖隔江相望容;东南依幕阜山与本省岳阳县和湖北省通城、崇阳、赤壁毗连；东、西、北三面嵌入湖北省境,是湘鄂两省交界之地,扼控由湘进鄂、由鄂入湘的咽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湘北门户”之称。

4、学载五车的有识的你对古代文献有了解的敬请!!!

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楚怀王六年（前323年）制“鄂君启舟节”，所述舟节西南水路铭文为“自鄂（今湖北鄂城）市：逾沽（湖），上汉，适郧，……上江、入湘，……入资、沅、澧、油。上江、适木关，适郢”。

5、熊亨瀚 生平事迹?

1894年11月16日熊亨瀚出生于益阳县大栗港镇五羊坪（今属桃江县）。刚满10岁，就离开家乡到益阳龙洲书院（1906年改为益阳高等小学堂）读书。
1909年考入长沙益阳驻省中学（后改名育才中学），因同乡关系结识湖南新军四十九标营级军官刘文锦和张德弥等，参与同盟会的秘密活动。武昌起义后，与各校学生组织剪辫队，又参加学生援鄂敢死队。南北议和后，敢死队解散，又回益阳驻省中学，因受校方斥责，便转入长郡中学。
1911年10月12日，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刘文锦受焦达峰、陈作新的领导率新军起义，熊亨瀚主动担任了新军与学生军的联络工作。
1913年6月，熊亨瀚在长沙参加了湖南学生开展的反袁运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捕杀革命党人。
1913年7月随刘文锦亡命日本，入东京神田法政学院。在校研究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
1915年（民国4年）2月因生活困难提前归国。
1915年2月回国。
1916年初，倒袁胜利。周震麟和刘文锦在北京主办《真共和报》，熊亨瀚被聘为编辑。
1917年，孙中山南下筹备护法战争之际，《真共和报》被军阀封闭，熊亨瀚等被迫回湘。当时正值湘西镇守使周则范调任护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熊亨瀚被委任为司令部秘书。
1919年9月，周则范被部属廖湘芸杀害，熊亨瀚愤而辞职。10月，熊亨瀚应周则范父亲之约赴上海筹办《求实》。
1919年秋，因周则范被部属廖湘芸捕杀，熊亨瀚愤而辞职回益阳。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在家乡与进步青年组织益阳公民自治会，出版《资江》杂志，宣传新文化，抨击封建势力。
1921年9月，益阳驻省公所主任廖耀彬之聘，前往育才中学任教务主任，同时在长郡中学兼课，带领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很快成为长沙教育界的活动分子。
1923年，长沙“六一”惨案发生后，熊亨瀚组织学生参加抬尸游行。6月3日，省会公法团体召开联席会，熊亨瀚担任主席，议决通电全国报告惨案经过，请求援助，呼吁“救国救学生”。
1924年4月，经夏曦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5月国民党湖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夏曦、李维汉、郭亮、何叔衡、谢觉哉等当选为省部执行委员。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湖南，6月3日，他被湖南省会公法团体青沪惨案雪耻会推选为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长。在爱国运动中，和共产党人何叔衡、夏曦等交往很多，又得到《观察日报》蒋兆骧、龚饮冰等帮助，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步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926年春，经蒋兆骧、龚饮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以“革命为归宿”的愿望。此后，他辞掉教务，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担任省会各团体反英讨吴委员会的宣传部主任、湖南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又和夏曦等多次赴衡阳，争取已有“反北附南”趋向的唐生智早日参加北伐。唐生智宣布参力国民革命，成立湖南省临时政府时，熊亨瀚被委任为电话总局避局长兼军法处长。同年7月，为支援北伐军，担任湖南各界救护慰劳团团长。
1926年8月16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熊亨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部长。这次大会后，他按照党的指示，辞去了唐生智委派的职务，担任《湖南通俗日报》馆馆长。为保持共产党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中的领导地们，当时中共湖南区委还特意公布了一个熊亨瀚与谢觉哉退出共产党的通知。以后，他按照省委指示，在国民党党内进行艰苦曲折的工作，大量发行《湖南通俗日报》，并与谢觉哉主持《湖南民报》，进行宣传工作。同年11月，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回益阳视察农民运动。
1927年春，他除继续担负原有的社会工作外，还担任省民会议筹备委员会执行委员（后补选为党务委员），参与国民党省、市党部会同省政府及各公法团体制订湖南行政大纲。又任湖南人民收回海关主权运动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济难会湖南分会执行委员兼交际部主任。
1927年为了捍卫农民运动，他拒绝国民党省党部内以刘岳峙为首的“左社”分子的拉拢，旗帜鲜明地反击他们对农民的攻击。以《湖南通俗日报》为阵地，大量报导全省农运实况，劣绅、团防破坏农运的种种罪行外，还另编《民权周刊》，和《湖南民报》相配合，驳斥“左社”诸的谰言。他注意时局的变化和发展，为提高人们对新的军阀势力的警惕，在何键欢宴各方的宴会上明确指出：“军事领袖必须受党的指挥。如果党的权威不能指挥军事领袖，那就非常危险，就有造成新军阀的可能。”
1927年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他又投入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奉中共湖南省委派遗赴岳阳，联络北伐军第入军所属第一师师长张国威，阻遏夏斗寅叛军由鄂入湘。长沙“马日事变”后，他由中共湖南临时省委派去衡山县传达省委指示，组织衡山县军事委员会，扩大农民自卫军。后来，10万农军反攻长沙的计划失败，他与夏曦、郭亮等遭到通缉，便潜回故乡。不久去武汉，又值汪精卫叛变，得知南昌起义消息，决定前去江西。
1928年（民国17年）春，在听到南昌起义部队 转移后，赴汉阳鹦鹉洲开展活动，由朋友出面开设一家“湘益隆”杂货店，作为联络的据点；还物色武汉第七公安局两个家乡的青年警官作为内线掌握敌人动态，营救被捕同志。
1928年9月，熊亨瀚在在武汉的行止，被益阳县清乡督察员吴觐光侦悉，电告湖南省督办署“呈请拿办”。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即密电敦请武汉卫戍司令部捉拿熊亨瀚。11月7日，在鹦鹉洲渡江口熊亨瀚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打入大牢，武汉卫戌司令部曾4次提审他。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把敌人的军法处长驳斥得瞠目结舌。刑讯时，尽管敌人施用残酷肉刑逼供，但他始终坚不吐实。在狱中自料必遭反动派杀害，索来纸笔给妻子写了《绝命遗言》：人生自古谁无死！余之死，非匪、非盗、非奸、非拐、非杀人放火、非贪赃枉法，实系为国家社会含冤负屈而死。扪心自问，尚属光明，公道未泯，终可昭雪。
1928年11月27日被押回长沙。湖南清乡督办署军法处连夜审讯，他只说了一句：“杀就杀，何必多说！”军法处以无证据，不便问罪，报告何键。何键说：“熊亨瀚三个字，就是罪证，不必更问，枪决就是。”并决定立即行刑，边冯玉祥将军的营求电报也迟到了一小时。28日，英勇就义于长沙市浏阳门外十字岭，时年34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亨瀚烈士入祀湖南省烈士纪念馆。

6、临湘在哪里？

临湘市境地处湖南省东北角,当东经113°15’～410°45’、北纬29°10’～29°52’。市域西北滨长江水道与回湖北省监利、洪答湖隔江相望;东南依幕阜山与本省岳阳县和湖北省通城、崇阳、赤壁毗连；东、西、北三面嵌入湖北省境,是湘鄂两省交界之地,扼控由湘进鄂、由鄂入湘的咽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湘北门户”之称。

7、迎接武汉来客！君山区江南渡口水路大开

昨日，武汉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位于君山区广兴洲镇的江南渡口联内合该镇安监站加强监容管，在对入鄂车辆做好防控检查措施的同时，热情欢迎武汉入湘人员。

4月8日，在君山区江南渡口，等待渡船的车辆排成了长龙，渡口工作人员正对准备渡江入鄂车辆及人员进行检查，主要包括入鄂人员身份信息登记、“绿码”健康信息检查等。对于湖北入境车辆，由对岸相关人员检查健康码，并收集入境人员名单报送至江南渡口，使渡口工作人员精准掌握入境人员身份和健康信息，确保两岸往来人员畅通无阻。

广兴洲镇安监站站长钟洋：我们现在整个江南渡口对湖北及武汉回来的这些旅客，进行详细的身份信息登记及绿卡检查，确保两岸一家亲，欢迎他们回乡省亲。

据了解，江南渡口于3月28日通渡，有序恢复对鄂运营，截至目前日均通车量约为260-300辆。

在鄂返湘人员王先生：现在武汉解封了，我们很高兴，一路过来，从武汉到岳阳，工作人员对我们检测非常仔细、认真，对我们也比较热情，态度很好，必须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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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佩孚"是何人

吴佩孚(1874年—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