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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车辆

发布时间:2021-05-02 03:36:03

1、在中国古代,人们出行乘坐的都是什么车

先秦时期用车等级区分严格
周王拥有五种豪华专用车
车的原始功能就是一种运输和代步工具,但在今天却几乎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其实,在古代更是这样,“有车族”代表的是贵族。
在先秦时期,最能显示身份的是“路车”。
路车是先秦时期周天子及王后乘坐的车。路车也叫辂车,“辂”是绑在车辕上用来牵挽的横木,其驱动方式是,一木横遮车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
据《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依据装饰材料的不同,路车共有五种车型,称为“王之五路”:玉路,车辕及衡端毂头与轭之末皆以玉为饰;金路,车材之末皆以金为饰;象路,车材之末皆以象牙为饰;革路,用皮革包裹车上一些材料的末端并涂上漆;木路,无前面四种装饰材料,仅加漆。
从上述可以看出,路车制造工艺考究,装饰豪华。后来周王将之当做重要待遇,赠给诸侯和宗室贵族、亲戚乘坐、享受。
在周代,王后也有专用豪车,款式同样有五种,称为“王后之五路”:即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其中的辇车,系人力牵引的小车,这从“辇”字的结构上就能看出来:两“夫”拉一“车”。
先秦时,贵族一般还拥有“田车”,就是打猎时的代步工具。这种车用四匹膘肥体壮的马牵拉,“马力”十足。另有一种“輶车”,这是一种轻车,带帷幕,供王的使臣乘坐。
先秦时人乘车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阶层用不同的车子,侯、卿、大夫、士、庶人乘坐的车子,分别叫夏篆、夏缦、墨车、栈车、役车。这些车的主要区别表现在豪华程度和所用材料上,一个比一个差。役车最差,是一种带货箱的车子,老百姓常用其拉货拖柴草什么的,当然也载人。
秦始皇东游乘坐“辒辌车”
汉代民间开始使用驴车
到了秦汉,车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民间普遍开始使用。先秦时期,主要是马车、牛车,这一时期除了马车、牛车,还出现了现代仍能看到的驴车、骡马车。
与先秦时周王一样,秦朝皇帝也有自己的豪华专车,且豪华程度大大超过以往。秦朝皇帝专车主要有金根车、安车、步辇车,秦始皇东游坐的就是安车。安车是当时的顶级豪车,据南朝宋裴驷《集解》注引,安车“如衣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故名之 辒辌车 也”。
辒辌车的厢体是封闭的,有可开启的窗户,便于调节车内温度,可坐可卧,与现代的房车很相似。因为秦始皇尸体是用此车运回咸阳,辒辌车此后成了专用丧车。
当时还有一种輚车,这种车又称卧车、寝车。从名字中便可以知道,这是一种可以在车上睡觉的高级卧铺车,专供达官贵人乘坐。輚车也属于高级公务用车系列,用马牵拉。
《集解》中提到的“衣车”,则是古代贵妇人乘用的专车,前面开门,后面用帷幕遮蔽,也是一种高级车,又称为軿车,可乘坐多人。在汉魏时,属皇家用车,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等才有资格乘坐。
民间出行,更多使用的是马车,秦汉时用于载人的马车,有轿式和敞篷式两种,轿式马车的车厢是封闭的,跑长途一般都坐这种车。
秦汉民间交通用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驴车、骡马车。驴、骡马并不是中国内地原产,而是从西域过来的。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考证,“尝考驴之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
由于驴便宜,驮人拉车都可以,又适宜用于羊肠小道和山地运输,所以一经传入,即为民间所用,时精明者还买毛驴出租给人家跑运输。据《东观汉记》记载,大名鼎鼎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便干过这种事情,当年到长安“读大学”期间,与同宿舍的韩生合伙买了头毛驴,供人租用,赚钱补贴在长安的生活开支,不少现代人戏称刘秀此举是勤工俭学。
汉献帝刘协出行乘坐牛车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羊车
魏晋南北朝时,乘坐牛车最为时髦。
牛车因为速度较慢,早期并不受贵族欢迎。但到了东汉末年,由于长期战乱,马匹大量减少,无马车可乘,此时的贵族慢慢开始接受牛车,到最后连宫廷用车、公务用车,也都使用牛车,汉献帝刘协出行乘坐的便是牛车。
现代考古往往能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里,发现随葬冥器牛车,就是这个原因。
东晋时,皇家专用的衣车、书车、轺车、药车、画轮车等都用牛来拉,连帝王外出巡幸也乘牛车。即便当时的全国首富石崇,其豪华用车也是牛车。据《晋书石崇传》记载,石崇与王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可见石崇与王恺坐的都是牛车。
这一时期的牛车也最讲究,驾车的牛选用性情较温和的黄牛。贵族所用牛车,一般有通幰牛车、偏幰牛车、敞篷牛车等三种款式。通幰牛车档次最高,车顶自前至后罩一顶大帷子;偏幰牛车的帷子,只遮住车篷;敞篷牛车,则没有篷子。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中间,还流行过坐羊车。羊车是不可以用来作较长距离旅行的,一般都当做游玩取乐用车。西晋武帝司马炎就喜欢在后宫里坐羊车乱逛,羊车停在哪个妃子的门口,就夜宿哪个妃子处。据《晋书胡贵妃传》记载,一些妃子为与胡贵妃争宠,想出了不少招儿,或将竹叶插在门前,或是在地上洒盐水,诱引羊过来。
在民间,这一时期使用驴和驴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成为以后中国老百姓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魏晋南北朝时造车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在中国车具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指南车”和与现代计程车原理相同的“记里鼓车”,都是在这一时期得到应用的。
隋唐时期 “步辇” 开始盛行
皇家“肩舆”“步辇”五花八门
车是因为交通出行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到了唐代,由于经济实力的提高,各地人员交流、货物往来都比以往更为频繁,这一时间出现了许多提供运输用车的车坊,以及生产和修理车辆的手工工场。但在隋唐时期,车型却没有大的变化和发展,只是贵族用车的排场更大。
隋炀帝首巡江都(今扬州)时,用工十余万,大造车舆,仪仗队长达20余里。从扬州回洛阳,摆了一个千乘车、万匹马的进京仪仗队。唐朝皇家也有自己的大型车队,但相对隋朝来说用车较少,只在国家重大事件出行时才使用,倒是民间用车颇为活跃。
唐朝民间乘用的车,讲究实用,装饰较为朴素,有的是马车,有的是牛车,一般都是用一匹马或牛拉驾。当时的文人喜欢坐马车或牛车游山玩水,诗人杜牧便是爱车一族,出游总要乘车,其著名诗篇《山行》描写的便是乘车外出时所见,不然也不可能说“停车坐爱枫林晚”。
与魏晋时代相比,隋唐人乘车也有自己的流行风,以贵族为例,喜欢坐辇或舆。据《唐会要》记载,隋唐皇家专用辇的规格多达7种,分别为大凤辇、大芳辇、仙游辇、小轻辇、芳亭辇、大玉辇、小玉辇;舆有3种:五色舆、常平舆、腰舆。
隋唐时的辇、舆与秦汉时有很大不同,放弃安装轮子,而使用人力抬,这种辇车或舆车,被称为“步辇”或“肩舆”。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就是当时这种用车风尚的反映,图中唐太宗坐在由几个宫女抬着的步辇上,接见吐蕃使臣。
到了中唐以后,辇和舆逐渐从宫廷普及到了民间,尤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出行多乘辇和舆。这种辇和舆,便是后来轿子的前身。
元代出现观光“长车”
明代已有载人“轿车”
宋承唐制,车的款式与唐朝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和发展,可能当时人们更重视水路交通工具舟船的发展。到了元朝,车子才又有所发展,这一时期主要有马车、牛车,在民间还有大量的驴车。
在一些城市,还出现了专供租用的、以马或牛驾挽的“长车”。马可波罗当年来华到达杭州时,曾看到时人坐这种长车:杭州城“大道之上,常见长车往来,车有棚垫,足容六人。满城之男女日租此车以供游乐之用,是以时时见车无数。”从马可波罗的记述来看,这种车有点像今天旅游景区的观光车。
明朝民间陆路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车、牛驴车、独轮车、驮子和轿子。明朝的骡马车是最有特色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有记述,当时的骡马车有四轮、两轮之分。四轮车前后备有一横轴,轴上竖立短柱,上端安装纵梁,纵梁承载车厢。当车停下、骡马脱驾时,车厢平正,非常安稳。
骡马车属于大型车辆,多用来运输物资,日常载人用得最多的还是两轮车和独轮车。
专门用来载人的两轮车,叫轿车。这种轿车与现代的燃油轿车是两回事,轮子比较大,一般用马、骡、牛来牵引。车身上安置木制或竹制车厢,有的前后开门,有的两侧开门。厢侧有窗,用布帷遮挡,上面有盖,以避风雨。车有两人座或多人座,因车厢像轿子故名。这种轿车当时是供官员、商旅使用的;在农村,一般在办红白事时用其接送宾客。
清朝中前期的车与明朝没有多大的区别,到晚清,变化就大了。随着火车、汽车、电车等西方现代交通工具的引入,中国普通人出行可选择的交通工具变得越来越多。

2、在明朝随随便便一个人都可以驾驶马车吗?

在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们现在的出行越来越方便,公交车站地铁站四通八达。大大节省了我们出行的时间。其实在古代也有交通工具。那就是我们在看古装剧所熟悉的马车。那么马车又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的呢?目前了解现在我们所认知的最早的马车是在西周时期是全世界拥有马车最早的国家,秦朝时期就有驾驶马车出战的记载,兵马俑就是很好的依据,而在明代,马车制度就已经繁荣发展了。

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明代单马车有什么样的规章制度,什么样的人才配驾驶马车。其实在明代驾驶马车是需要驾照的。且具有一定的等级制度,统治阶级的比如皇帝,他的马车是有八匹马的。一品7匹,二~三品6匹,以此类推,九品就一匹马,富商马车可以拥有两到三匹马,而普通农民只能用牛车,首先古代的马匹是很贵的。

能买得起好马的除了官僚阶级,其次就是富商了。而且里面还有很多交通规则。一旦不遵守规矩,也有可能被罚款,甚至抓去坐牢!古代律法之严,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并且每个人都不敢去触碰法律。

古代史书就记载了那么一个交通案例,有一牛车在集市上撞倒两名孩童,一死一伤,当时的车夫是疲劳驾驶,没有注意到路上经过的两个孩童,导致一死一伤,最终根据大明的律法,将车夫索赔这两个孩童的家属所有医药费和丧葬费。并且流放四年,牛车归被撞家属所有。在明代就已经完善了交通法规,所有车辆行人靠右走,以至于我们现在也是遵守这样的交通规则。明代持有有驾驶证的人才能驾驶马车。

3、南京大明路车辆交易中心是不是就是大明路车管所?具体位置在哪

一、南京大明路车辆交易中心也就是大明路车管所,在同一个地方


二、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驻天诚二手车交易市场服务点

 地址:宁溧路香叶树1号天诚二手车交易市场


三、在交易中心的东北侧100多米处即是。具体看下图



 

4、关于明朝军事体系

明朝改革元朝军事制度,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卫所制:皇帝独揽军事大权,全国要地设立 卫所,军丁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此制在维护明朝 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军队的统辖与卫所制 朱元璋统一全国后,采纳刘 基建议,立军卫法,在全国建立卫所,控扼要害。中央设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0)改为五军(即中、左、右、前、后军)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全国卫所军籍。征讨、镇戍、训练等则听命于兵部。遇有战事,兵 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发给印信,率领从卫 所调发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于朝,官军各回卫所。这种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和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制度,旨在保证皇帝对全国军队的控制。在地方,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置指挥使,为地方统兵长 官。都司之下,在冲要地区的府(含直辖州)、县(州)置卫或设所。一般卫由卫指挥使率领,辖5个千户所,共 5600人;千户所由千户率领,辖10个百户所,共1120人, 百户所由百户带领,辖2个总旗,共112人;总旗辖5个小 旗,共50人;小旗10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全国都 司、卫所,共设都司17个、行都司3个、留守司1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兵额最多时达270余万人。

以下是明朝的军事领导制度。

以中央军事领导机关来说,起义时期,朱元璋以都元帅身份自主行枢密院事,亲自指挥全盘军事,以后,改行枢密院为大都督府,设大都督一人,名义上是“节制中外诸军事”,其实,一切大小军政,包括军官任免、军队调遣、战役指挥、战略考虑等,都由都元帅决定,大都督府不过是主持后勤给养。军丁军户管理、考绩、马政等日常事务。大都督当然也要统军作战,但只能奉命进止,不许擅作主张。当时,朱元璋在行中书省内设户、礼、刑、工四部,独不设吏、兵二部,正说明人事和军事大权不容假借于人。即使如此,到吴元年(公元1364年)还是对此作了部分的调整,虽然仍保留大都督府,但裁免去大都督一职不设,改设左、右都督、同知都督、副都督、佥都督若干人,均为大都督府的长官。很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众设多官而分其事权。

明王朝建立后,在中书省下的六部已有兵部,这对一个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来说,是实不可少的。明初,将原来由大部督府掌管的武官任免、考绩、荫袭、军队的训练、后勤给养、军丁军户管理等军事行政工作划归兵部掌管,大都督府仅保留统率全国军队的职权。

到洪武十三年(公元1680年),在撤废中书省的同时,朱元璋也宣布彻底改组大都督府,将大都督府分设为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同时大变动,是当时明王朝中央军政制度大改组的两翼,其重要意义实不相上下。当时还规定,五军都督府互不统辖,应该分别与兵部直接联系工作,而统一奏请皇帝裁定。每一个都督府内又都设有一小群都督,计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副都督等,俱为负责官员,由朝廷指定各都督府分别统率全国各都司、卫、所,不得随便变动。至仇,统军的部门便一分而为五,领导人更是由一个增加到好几十个。任何统军的都督都绝不可能率本部军兵与朝廷对抗了。

其实,任何一个都督府及其中的任何一个都督,连率领本部军兵的权力也是没有的。因为明王朝还规定: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督府有统军之权而无出兵之令。有军事行动时,兵部奏请委派某一都督府某一都督率兵出战,而分调其他各都司、卫、所的兵丁归其指挥。军事行动结束,将帅即归回原都督府,兵丁归回原工所建制。这种体制显然是为了防范军权旁落,是为了对将帅们的职权有意掣时,其必然结果是,要付出大大削弱自己军事威力的代价。

明代军队的建制

明代设在地方统率军队的部门分为都指挥使司、卫、所三级。

都指挥使司又叫都司,是负责一个地区统率军队的领导性机关,辖有若干个卫和所。都指挥使司是省一级“三司”之一,设都指挥使一人,都指挥同知二人,都指挥佥事四人,还根据需要设置若干僚佐胥吏。全国各个都指挥使司分别辖属五军都督府领导。 明代的国防制度

明代镇戍制度,凡边塞,沿海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要害地方,平时都设重兵镇戍。而永乐以后,建都北京,三面近塞,故边防尤重。当时边防,动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洹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统驭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其沿海一带,则自广东乐会接越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隶,又千八百里抵山东,又千二百里逾庐龙抵辽东,又千三百余里抵鸭绿江,故海防亦重。自嘉靖中,倭寇肆掠,前后共设七镇,而守备,把总分守巡徼会哨的不下数百员。至于西南四川,云南,贵州,湖广,广西等省少数民族地区,也都扼险设镇戍守,以行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政策。计明万历,天启间,全国共设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妥,宁夏,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广,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等二十镇。其中属东北,西北边防的共十一镇,属东南海防的共四镇,属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共五镇。因为明代建立镇戍的用意,原是为的要厚集兵力保卫国防而设的,至于对镇压内地人民,备有一般兵防便可以应付,所以腹里省分如安徽,江西,河南等省,都不设重镇。这个镇戍制度,有一个优良的功能,便是平时镇戍重兵于要害,到有事的时候,既免临时争调,得以逸待劳,而诸镇声势联络,易收应援夹击之功,复可节省兵力。明代边防,海防,远的万里,近的也数千里,而置兵不多,防戍暇整,即深得此制的功用。

明代军队的官职叙述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明初的统治者也特别注意对军队的管理和建设。朱元璋建立了卫所制度。《明史·兵志》云:“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在军事上重要的地方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当时明朝约有军队二百万,都编置在卫所中,大抵每112人编为一个百户所,1,120人编为一个千户所,5,600人为一卫。卫所的军官称卫指挥、千户、百户。军户皆另立军籍,是世袭的。精锐的军队多驻在京师,朱元璋在南京一带设有48个卫,有军士20余万人,朱棣在北京设72个卫。洪武二十六年(1393),共设都司17个、行都司3个、留守司1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兵额最多时达270余万人。

明代初年置行枢密院,太祖自领之。又置诸翼统军元帅府。不久,罢枢密院,改置大都督府,以朱文正为大都督,统领中外诸军事,下设司马、参军、经历、都事等官。明代定制,大都督府、大都督为从一品,又有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从二品;副都督,正三品,佥都督,从三品;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统军元帅府元帅正三品,同知元帅从三品,副使正四品,经历正七品,知事从八品,照磨正九品。不久罢统军元帅府。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在废丞相制的同时,为防止军权的过分集中,也废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以中军都督府断事官为五军断事官。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五军十卫参军府,设左、右参军。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五军各设左、右断事2人,提控案牍1人,并从九品。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升五军断事官为正五品,总治五军刑狱。分为五司,每司设稽仁、稽义、稽礼、稽智、稽信5人,均为正七品,各理其军之刑狱。同时,朱元璋为了防范统军将领的专权,又规定五军都督府对军队无调遣权,其调遣之权由皇帝直接掌管;兵部在军队中虽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不统兵。每逢战事,由皇帝临时委派专人担任总兵官,统率卫所部队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归还将印,军队归还卫所。兵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是朱元璋从军事上加强和巩固皇权的重要措施。

在京各卫,称为京卫。京卫有上直卫,南京卫,北京卫,品秩相同。各有掌印、佥书。上直卫的亲军指挥使司有26个卫,即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以上12卫,洪武中置),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以上10卫,永乐中置)、腾骧左卫、腾骧右卫、武骧左卫、武骧右卫(以上4卫,宣德八年置)。其中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常以勋戚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领大汉将军(共1,507员)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锦衣卫名为宿卫扈从,实则假侦事之权,以欺压平民及一般官员,最为专横跋扈,特异于其他各卫。 留守5卫:旧为都镇抚司,总领禁卫,先属于中书省,后改隶大都督府,设都镇抚(从四品),副镇抚(从五品),知事(从八品)。旋即改称宿卫镇抚司,设宿卫镇抚,宿卫知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改留守卫指挥使司,专领军马守御各城门,及巡警皇城与城垣造作之事。后升为留守都卫,统辖天策、豹韬、飞熊、鹰扬、江阴、广洋、横海、龙江、水军左、右10卫。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复为留守卫,与天策等8卫,俱为亲军指挥使司(惟水军左右卫为指挥使司)并隶大都督府。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改为留守中卫,增置留守左、右、前、后4卫,仍为亲军。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始分隶五都督府。

南京另有一套军职:

南京设守备1人,协同守备1人,参赞机务1人。守备,以公、侯、伯充任,兼领中军都督府事。协同守备,以侯、伯、都督充之,领五府事。参赞机务,以南京兵部尚书领之,其治所在中府,掌南都一切留守、防护之事。

南京五都督府为: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不全设。其掌印、佥书,皆以勋爵及三等都督充任。分掌南京卫所,以达于南京兵部。

南京卫指挥使司,王府护卫指挥使司:设官皆如北京卫司。

都指挥使司为明代地区军事总机构,长官有都指挥使1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2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4人(正三品),其属有经历司经历(正六品)、都事(正七品)。断事司断事(正六品)、副断事(正七品)、吏目各1人。司狱司司狱(从九品),仓库、草场、大使、副使各一人。行都指挥使司,设官与都指挥使司同。长官之中有一人统司事,称掌印,简称都司,位次在布、按两司之上。《明史·职官志五》说:“都司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

卫指挥使司设官与京卫同。外卫皆统于都司及行都司。卫以下为千户所,千户所又辖百户所。千户所有正千户1人(正五品),副千户2人(从五品),镇抚2人(从六品)。其属吏目1人。千户所辖百户所10个,共有百户10人(正六品),总旗20人,小旗100人。刑狱则归镇抚掌管。凡卫所皆隶于都司,而都司又分隶于五军都督府。自卫所以下,其官兵多世袭,这是明代特殊制度之一。

都督府的都督名称后来变为空头的官阶,而统兵之官则须别加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等名目。《明史·职官志五》:“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又有提督、提调、巡视、备御、领班、备倭等名。凡总兵、副总兵一职均须有公、侯、伯、都督爵衔者充任。其总兵挂印称将军者,云南曰征南将军,大同曰征西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其在蓟镇、贵州、湖广、四川及儹运淮安者,不得称将军挂印。宣德间,又设山西、陕西二总兵。嘉靖间,分设广东、广西、贵州、湖广二总兵为四,改设福建、保定副总兵为总兵,又添设浙江总兵。万历间,又在临洮、山海增设总兵。至明代末年,总兵官增置繁多,不可胜记。总兵在明代本为无品级之差委,至清代则为正二品的正规武职。

此外,还有军民府、土州、土县,其官员设置,与府、州、县制相同。

5、明朝骑兵的特点是什么?

明朝建立的军队以步兵为主体,但对于骑兵战术有相当的发展,主要是开始试图以火器装备骑兵,并探索其作战战术。明初给骑兵装备手铳,作战时可以施放手铳后再发起冲锋。明末戚继光在蓟镇编练新式骑兵,编制为五骑为伍,二伍为队,三队为宗,三宗为局,三局为司,三司为部,三部为营,五营为军。营为基本编制,3000骑左右,配备有鸟枪、快枪各300杆左右,手铳和虎蹲炮等共有200支(门)左右,和当时的步兵一样,火器兵也要接近三分之一。其设计的骑兵战术与步兵战术相仿,以队为作战单元,排列鸳鸯阵。作战时和步兵配合,在阵前放置拒马以及虎蹲炮,在敌军进到百步开外时骑兵上马,敌军进到百步内,枪铳听号令分两轮开火,然后施放火箭,放虎蹲炮,再一齐射箭。敌军进到30步内,先由步兵上前格斗,骑兵放置好火器,各持短兵(由前至后分别为锐钯、刀、棍、大棒、长刀)以鸳鸯阵排列,听号令在步兵格斗相持时出阵与敌军格斗,在第一、二次信号(擂鼓、天鹅号)要保持队形,至第三次信号,全部“拥为一列混战”。听鸣金后收队,各回本伍本队,每三队为并列纵队回本阵。这样的战法似乎全然不考虑发挥骑兵的机动性,全然是关在步兵战阵内作战。以后孙承宗的车营方阵也依然是将骑兵平均部署在车辆战队之后,并不将骑兵当作突击力量使用。因此这种探索虽然有益,但并没有能够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6、明朝怎样防治“公车”腐败

明朝对官员使用“公车”做出种种限制,违规乘坐要受到处罚
明朝的官员,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有条件乘坐公车、公轿的。明初就对官员乘坐车、轿制订了条例。明太祖对大臣们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都要制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汉初对什么人不得穿锦绣衣服,不得持有兵器,不得骑马,都有规定。元朝的弊政之一就是“贵贱无等,僭礼败度”,即严重违反礼制。他下令中书省,就官员住房、服色等,制订条例,颁布天下。于是中书省制定、颁布了关于一品至九品官员住房、车马、用品、衣服,以及庶民住房、衣服、用品等的条例,规定对违反条例者将追究法律责任。按规定,官员乘坐的车子和轿子,不得雕饰龙凤,不得漆成红色。官员按品级的高低,乘一定等级的车子(不同的篷盖装饰及帷幔颜色,表示不同的等级)。如四品、五品官只能乘坐“素狮头绣带青幔”车。
明朝严格管理官府的交通工具如车、轿、船、马、驴等,其出发点除了“定贵贱,明等威”即体现封建等级观念外,还有使官员养成节俭习惯,节省行政开支,减轻民众负担之意。明太祖曾说:“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对官员使用“公车”做出种种限制,正是体现了“取之有制,用之有节”的理念。
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规定,有资格坐轿的文武官员所坐的轿,只能是四人抬的。五军都督府的官员,内外镇守、守备,以及公、侯、伯、都督等,均不得坐轿。官员没有资格坐轿而擅自坐轿,或者有资格坐轿而擅自用八人抬大轿的,都是违规,知情者可以向朝廷举报。
明朝还规定高级将领出行须骑马,不得乘坐车、轿,为什么呢?《明史·舆服志》的解释是:“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明太祖是想让将领们保持尚武精神,不废骑射。他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一次到南京钟山(紫金山),回来时,从独龙岗步行至淳化门,然后骑马回到宫中。一次他到南京郊外“求雨”,穿草鞋前往。儿子们出南京城稍远,他要求三分之二路程骑马,三分之一路程步行。
据明朝余继登《典故纪闻》一书,明初很多官员上任后,官府不给他们提供交通工具,他们不得不借马骑,或者骑驴。官员们出行难的情况,明太祖清清楚楚。他对兵部的官员说:“今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县官,民之师帅,闻多乘驴出入,甚乖治体。”意思是说,省的行政长官及知府、知州、知县,都是民众的表率,很多人都骑驴,有失体统。他下令,官府买马供官员骑,布政司(相当于省府)、按察司(主管一省司法、监察)各买20匹,府买10匹,州、县各买5匹。官马一匹由10户农民饲养,年终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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